中国文化第十讲：相马与古代认识论

【第十讲】　相　马：中国古代的认识论

秦　四兽纹

1.认识的三要素：认识能力、认识对象和认识成果

我们曾用一些例证来说明世界是一分为三的。这里举一个认识论方面的例子，或者说谈一谈认识论方面的一分为三问题，讲讲这个“相马之相”。大家都知道“伯乐相马”的故事，相马的“相”，也就是这个认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试图证明整个认识过程是一分为三的。韩愈写过一篇只有几十个字的短文。他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怀才不遇的人常有这样的感叹：千里马常有，但是伯乐不常有，因此世间也就没有千里马了。实际上马是有的，只是没有人去识别，于是千里马不常有。如此一来，这里就出现了三个要素：伯乐、马和千里马。伯乐去相马，然后得到一匹千里马。一个是主观的认识者，一个是客观的认识对象，主观的认识者跟客观的认识对象相结合，就产生了认识成果。此三要素即是：认识能力、认识对象和认识成果。

相马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但是认识论在哲学上却被搞得非常混乱。一些哲学家从反映论的角度来谈认识，说认识像照镜子一样。这儿有一面镜子，我往镜子前面一站，我的美丑就全部在镜子里面反映出来了，这叫反映论。也就是说，认识如同用镜子照外面的东西，镜子本身没有主观能动的作用，有什么它就照到什么，没有的东西它就照不到。过去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一般坚持这种说法，认为认识是一种反映，认识者没有主观能动的作用参与到其中。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观点更复杂一些。他们说认识是一种回忆，是对心灵的遥远的回忆；或者说认识是主观拥抱客观，即，我主观上有一种看法、一种成见，要去拥抱客观；客观上可能本来没有这个东西，我主观的东西却投射到里面去了。这种观点强调认识者的作用。而反映论强调的是认识对象的作用。

如果按照我的三分法来理解，认识者、认识对象、认识成果这三个要素是互相作用，缺一不可的。《庄子》里有一句话把这三者的关系说得很清楚：“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头一句话是讲，路是人走出来的，这个大家都知道，鲁迅也这么说过。关键是第二句“物谓之而然”，这句话大家不太理解。“物”就是客观的对象，“谓之”是主观的认识，客观的对象经过主观的认识，“而然”就成了它那个样子。这是三个东西，一个客观事物，加上主观对它的摄取、认识、分析、说明，然后就产生了这个事物的样子。三个要素缺一不可，相得益彰。

光有客观事物，没有认识者，我们就不知道客观事物究竟怎么样。太空即是最好的例子。现在我们想方设法到太阳系的其他星球上去。月亮上人已经去过了；火星上则发射了探测器；此外，还要到太阳系以外去。太阳系以外有没有世界？当然有。什么样？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没有认识者；或者说我们的认识能力还未达到。认识能力达不到的地方，就是主观没法作用的地方，因此那个客观虽然存在，实际等于不存在；或者说是一种潜在，说不清楚，道不明白，混沌一片。你可以说压根儿就没这东西，我也可以说它存在，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没有认识者作用于它。这样看来，认识者在认识活动、认识过程当中是不可缺少的。我们比较容易相信认识对象是不可缺少的，容易相信客观事物是认识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客观对象，认识什么呢？我的眼睛倒是很好，往外面看，假如外面没有桌子，我就看不到桌子；没有椅子，我就看不见椅子。所以我们往往认为物是最重要的，把认识能力看成是次要的。其实不然，两个东西一样重要。必须有确定的待认识物，必须有一定的认识能力，然后才能形成一定的认识。必须有“物”，必须有“谓之”，然后才能“然”——这就是“物谓之而然”。

最近发现了一条新材料，其中孔子谈的问题非常有意思。在上海博物馆公布的竹简里边，有一篇叫《子羔》，记述了孔子弟子子羔跟孔子讨论问题的情形。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子羔》篇里面，6号简载子羔说：“尧之得舜也舜之德则诚善。”2号简简文曰：“与抑尧之德则甚明与孔子曰钧也。”事实上，这两支简的编联有误。我认为，第6简应该在第2简的前面。为什么呢？内容在这儿放着。说有一天，子羔问孔子：“尧之得舜也，舜之德则诚善与？抑尧之德则甚明与？”孔子曰：“钧也。”子羔问孔子，尧选拔舜作为接班人，到底是因为舜的品德非常好呢？还是因为尧有识别人才的本事呢？孔子曰：“钧也。”“钧”就是“均”，一样的。两个条件，第一，舜客观上就是个好人；第二，尧的主观能力很强，认识能力很好。到底哪一个起作用呢？孔子说两个都起作用。这段话非常重要，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想史材料。以前，我们在儒家文献里没有看到过孔子或其他人明确地讨论认识要素。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两支竹简上的文字，明确指出，认识的三个要素是缺一不可的。可是由于简序排错了，我们很难明白其含义。下面，我们再说说伯乐相马。

伯乐相马是个很有名的认识论的故事。这个故事当然有其历史根据，不过后来被演绎成为一系列的认识论问题。来自不同学派的众多学者都曾发表过各自的见解。譬如《吕氏春秋·知士》篇就说：“今有千里之马于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马也，相得则然后成。”现在有一匹千里马在这儿，如果没有一个有本事的人去识别它的话，就好像没有这匹马一样。良工之与马也，相得然后成”，良工是一个，马是一个，两方“相得则然后成”。“相得”是你得到我，我得到你。良工和马，主观的认识能力和客观的认识对象互相得到了，这个时候完整的认识成果就产生了。认识成果就是前面两者的自然集合，有了前面的一和二，就会出来第三个。三个要素同等重要。过去有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万古就是历史，如果上天不生出仲尼来的话，历史就等于没有。没有一个好的认识者，这个认识本身是不存在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就是这个意思。千里马使得它本身和伯乐都实现了自己，完成了自己。伯乐之所以为伯乐，就依赖于千里马之所以为千里马；否则伯乐不成其为伯乐，千里马也不成其为千里马。这是认识过程的三个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西方也有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前面提到的英国哲学家波普尔。他提出世界3的理论，有点类似于我们上面谈到的认识论问题。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波普尔以前，西方流行二元论思想，把世界分成主观精神世界和客观物理世界。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用“我思”和“我在”清楚地诠释了心和物的二元问题。波普尔认为这样的二分是不对的，应该还有第三个世界，即，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思想的客观内容”似乎把上面两个世界综合起来了，既是思想的，又具有客观内容。这个说法很别扭，我们来慢慢分析。波普尔以图书馆的藏书为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假设：假如地球上的人全部消亡了，但是图书馆还在，地球还在运转。过了若干年之后，又出现了有生命、有意识的动物，假设是第二代人吧。这些人虽然没有接受过第一代的知识，但是可以通过看图书馆里的书，把书籍解读出来。图书馆里的书虽然是主观认识的成果，但它们是有逻辑、有客观内容、有各自规律的，所以它们能被若干万年之后的下一代人解读出来。于是，波普尔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第三个世界仅仅在起源上离不开人。人一旦把它创造出来，它就是自主的、永恒的、客观的。也就是说，这时它就成为一个没有认识者的认识。波普尔说，这是一个没有主观者的主观世界，它不是客观的物理世界，而是客观的精神世界。

这个说法很绕弯子，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三联书店出版的波普尔的《科学知识进化论》。他主要谈的是歌德巴赫猜想这类科学认识。德国数学家歌德巴赫猜测，一个素数是两个素数的和。素数就是只能被自己和1整除的数，比如7，13等等。波普尔说，这些科学内容在起源上离不开人；但是人一旦发现它之后，它就有了自己的规律、自己的内容，会永恒地，自主地发展下去。这时，它就是离开人而存在的，不依靠认识者，也不依靠认识对象而存在的。这个思想与我刚才说的三要素有很大的不同。我说的三要素是认识对象、认识能力和认识成果三者谁也离不开谁。波普尔说，三个世界是绝对独立的。只看到对立而看不到统一的二分法固然不对；波普尔的三个互不相干的世界就更加错了。认识对象、认识能力和认识成果这三个要素不能分离，必须“相得然后成”，互相都得到对方，才能各自实现。这是中国式的思维方法，也就是相互联系的思想。西方的三个世界正好跟我们反过来，它们是完全不相干的。我们也可以说这三个世界是认识的三要素，但是这三个要素跟我们的理解完全不同。我不好说哪个对，哪个错，但是我的倾向很明显。这反映了两种文化的根本性区别。西方人看到了对立，并强调对立的差异与不同；中国人也看到了对立，但是我们强调对立的同一和对立的统一。二分说如此，三分说尤其如此。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值得好好研究的题目。

在三个要素中，中国思想家历来比较强调伯乐的重要性。这跟立论者怀才不遇的境况有关。譬如《吕氏春秋·赞能》就非常明确地说：“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千里马一匹就是一匹，伯乐却能够发现无数的千里马。可以看出，在中国，这三个要素虽然是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但是从整体上说，更强调伯乐，也就是认识者的重要性。为什么会这样？这就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社会学上的问题了。尽管中国人一般强调认识能力的重要性，但也有强调认识对象重要性的例子。《庄子》上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到某地学屠龙。历经三年，学有所成，但是无龙可杀，这叫“无所用其技”——没有地方用他的本事。有认识能力，没有认识对象，那么这个认识能力也不成其为认识能力。无龙可杀，屠龙绝技就等于没有；甚至比没有还讨厌，成为累赘。道家的庄子是个解构主义者。儒家辛辛苦苦建构的东西，他用一句话就摧毁了。

2.认识的三境界：有无之境、无无之境和无有之境

2.1有无之境：见马之一征

认识的三要素大体就是这样，下面我们谈谈认识的三境界。大家都知道伯乐相马，其实当时还有其他相马人。只是伯乐的名气最大，所以他的故事也最多。实际上，在伯乐之前和之后，都有许多人从事相马。马在古代很重要，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战争工具。据古书记载，共有三种相马的方法。第一种以《吕氏春秋·观表》篇提到的十个相马人为代表，叫“见马之一征”。文中记载，“古之善相马者，韩风相口齿”，韩风从口齿判断马的好坏；“麻朝相颊”，麻朝通过观察马的腮帮子确定优劣；此外，还有人看马眼睛、蹄子、尾巴等等。十个人分别观察十个不同的部位，据说都可以判定马匹的好坏。所以说：“见马之一征也，而知节之高卑。”“征”就是征象，即显现特点的地方。观察马的一个局部特征，分析马的一个征象，就能判断出马的整体品质。《淮南子·齐俗》篇也提到这些人，说他们“所相各异，其知马一也”。大家相马的部位不同，但都具有识马的能力。

2.2无无之境：得其精而忘其粗

第二种相马方法叫“得其精而忘其粗”，代表人物是与伯乐齐名的九方皋——伯乐甚至曾向国君推荐过他。故事里面说，伯乐对秦穆公说，我快要退休了，现在推荐一个精通相马的人，此人名叫九方皋。秦穆公说，好，让他去给我相马吧。九方皋在外面找了三个月才回来禀报说，在某个地方找到了一匹好马。秦穆公问是什么样的马。答说是一匹黄颜色的公马。秦穆公派人到那儿一看，竟然是一匹黑颜色的母马。秦穆公大发脾气，说这个人连公母都分不清楚，还相什么马呢？伯乐说，他的优点就在这儿。他不会因为颜色、公母这些表象，扰乱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他捕捉到的恰恰是千里马的本质所在。黄黑、公母跟千里没关系，它之所以为千里，是因为它有一个“数”。刚才那些“见马之一征”的先生们有一个内部机密，叫作“数”。而九方皋则是“无数”之人。九方皋相马超出前面的人一等，就是因为他不根据表现出来的“数”作判断，他是“无数”。(www.xing528.com)

数是物质和意识之间的一个中性的东西。它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处在客观和主观之间。人们从一些具体的现象能够看到抽象的本质，在具体和抽象之间的东西叫做“数”，这是很微妙的东西。人们可以根据数作出判断。第一种相马方法就是这样的。因而，使用这种相马法的人在《汉书·艺文志》里被归为数术类的形法家，他们讲究“数”和“术”，并且掌握了数和术的形象的道理。而九方皋是“无数”之人，他不需要通过具体的现象去认识本质。九方皋相马的故事见于《淮南子·道应训》和《列子·说符》。书上是这么说的：“若堙之所观者，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观天机而忘其粗，正是九方皋相马的长处。后来，事实证明，九方皋为秦穆公相得的果然是一匹千里马。请注意，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忘其粗”。我们都知道“得意忘言”、“得鱼忘筌”。为什么呢？“言”是为了让你得其“意”；得“意”之后就要把“言”扔掉，不然就会受制于“言”。马的颜色、性别等等是“粗”，这些“粗”可以帮助你得到“天机”；既然得到了“天机”、得到了“精”，你就必须忘掉这些“粗”，否则就会受到外在的干扰。

2.3无有之境

第三种就是伯乐的相马法。它综合了上面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根据马的征象去发现马的本质；第二种超越马的形象，直接看到马的本质；第三种就是伯乐这样，既得其本质，又回到了马的形象。抽象的本质就在具体的形象当中，从具体形象中得到抽象本质；抽象本质再上升为具体——把马的天机再具体化，又形成了一匹完整的马。这匹马不是被分解了的，纯理性的马，也不是感性的马，而是感性和理性合一的马。

这样的三境界在《庄子》里边有一个很好的说明。《庄子·知北游》说：

光曜问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无有弗应也。光曜不得问，而孰视其状貌，窅然空然，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

光曜有一天问无有说，你本事很大，我看不见你，听不到你，也摸不着你，但是你确实存在，你是无形的有。光曜就是我们说的“光”。它是无形的，你说不出它的大小、轻重、形状来，但是它有光，仍是一种“有”。所以，它非常羡慕无有，说你倒是好，什么都没有，比我还多了一手，你的本事是怎么修来的？无有说了三个阶段：有无-无无-无有。这个有点绕，我们慢慢分析，看看是哪三种境界。我们可以在这三个阶段前面加一个普通人的阶段，即脱离不了具体存在的“有有”——有就是有。稍微有点德性的人就是“有无”——有其无。韩风等“见马之一征”，根据马的一个征象来判定马的气和数。他们必须通过马之一征来找到后面的无，如果没有一征就没办法了；这就如同光曜虽然没有形状，但是还有光一样。这是“有无”的境界。九方皋就是“无无”——无其无。他独得天机，连那个无都没有了。伯乐是“无有”——无形之有，是一种精神上的具体。从常人的“有有”开始，第一步可以达到“有无”——就是能够掌握判断马的数和术，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无无”，连那个数也不要了，超越任何具体，直接揭示事物的本质。第三种方法从“无”的本质再回到具体的“有”，但又能无其有。这是一个无形的，精神上的有。大家可以参考《庄子·知北游》和《庚桑楚》来理解这个问题。《庚桑楚》篇谈到：“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圣人藏乎是。”简单来说，相马的三种方法实际上反映了三个境界；这三个境界与《庄子》所谈的有无-无无-无有这三个阶段是相对应的。虽然《庄子》谈的不是相马问题，但是它确实揭示了认识的过程。

3.心斋：悟性认识的境界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两个在认识论上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心斋”。斋就是吃斋。古人在祭祀以前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其中包括洗澡、不吃肉、在一个小房子里住上三天，想象祭祀对象等，这叫做“斋（齋）”。“齋”的原始意义不是不吃肉，而可能跟“齐（齊）”有关。“齋”上面是个“齊”字，“齊”就是跟什么东西相互看齐，把不齐的东西划一，变得整齐。这可能是“齋”最初的意思。譬如说，我们要祭祀某一个神灵或祖先，那么你要去“斋”，独自关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整天想象你要祭祀的对象，把你的心拉到与他平等的位置，据说三天以后你就能够听到祭祀对象的声音，看到他的容貌，最后你甚至可以与他进行心灵沟通。这实际上是自我催眠，但是古人相信这个。现在我要说的是，在认识上也有一个“斋”的问题。庄子在《人间世》里提出“心斋”的概念，就是说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在精神上、心态上要有一个“斋”的准备。那么，心斋是怎么一个斋法呢？他说：

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首先“一若志”，若就是你，把你的各种念头齐一、专一，也就是专心致志。专心致志于你要认识的对象，不要三心二意，不要胡思乱想。“一”刻画了思想、精神的状态。然后，“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不要用耳朵去听，而是用心去听。第三句更进一步，“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不要用心去听，而要用气去听。为什么？因为“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听之以耳、听之以心、听之以气，这是三种状态。不能仅听之以耳，因为耳朵只是停留在“听”这种能力上，就是说耳朵只能得到感性的认识。耳朵只能听声，不能听音，更不能听乐。声、音、乐是三个渐次增高的层次。声有旋律则成音，音再扩大，有了乐章才成乐。听之以耳，只能形成感性的认识；听之以心，只能形成理性的认识。这叫“耳止于听，心止于符”。为什么必须听之以气呢？因为“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听之以气，简单说，就是用“道”去听。“唯道集虚”，必须使自己处于空灵（虚）的状态，这时候，道便栖止于人，人便得道于身了。这就是庄子所谈的“心斋”的步骤和过程。

心斋的认识阶段仍然分为三个：第一个是听之以耳的感性认识；第二个是听之以心的理性认识；第三个是听之以气——我们把它叫作悟性认识。它是悟出来的，不是感觉到的，也不是理解到的；悟出道与自己齐一的状态，就是庄子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状态。在认识事物之前要做这样一个“斋”，把自己看成跟天地万物是一体的。这样，你得到的认识才是最高级的。这段内容是庄子认识论的精华部分。我们说《庄子》书中有许多过头的地方，但是谈“心斋”的这一部分内容确实非常精彩，它帮助我们理解相马的三个层次。我们拿“心斋”的理论回过头去看相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4.自知与知止

我们最后再谈一个认识和道德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古代西方，人们从来都没有把认识和德性区分开来，即，认为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德性。儒家历来把智和仁连在一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大学的道理在“明明德”和“亲民”。“明明德”是智；“亲民”是仁。古人认为，认识不仅仅是个认知问题，同时也是个道德问题。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说，有两种德性，一个是理智的德性，一个是伦理的德性。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美德。”可见，知识与道德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定的道德，就不可能达到相应的知识水平。

中国人往往把这个观点总结为“自知”。“自知”着重从道德的角度来谈认识。据《荀子》记载说，有一次孔子给他的三个学生提出同样的问题。他问子路：“知者若何？仁者若何？”你心目中的智者和仁者是什么样？子路回答说：“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路的答案是这样的：智者就是有能力使别人知道我。我有智慧，就得想办法让别人知道我的智慧，知道我的知识，这才是智者；仁者就要使别人能够关怀自己。这个答案在孔子那里不及格，是最差的。这只是普通人自私自利，好表现的想法。后来子贡进来，孔子问他同样的问题。子贡说：“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贡的答案跟子路不一样，提高了一步。智者就是知道别人，而不是使别人知道我。智者之智在于能够了解别人；仁者就是爱别人。后来颜回来了，孔子又问他这个问题。颜回说：“知者自知，仁者自爱。”智者自己知道自己；仁者自己爱护自己。孔子对这三个学生的评价也不尽相同。对于子路，孔子说：“可谓士矣。”说你可以算得上一个士了。对于子贡，孔子说：“可谓士君子矣。”你不光有知识，是个知识分子，而且在德性上是个君子。对于颜回，孔子说：“可谓明君子矣！”三种人，三个境界，最高境界是“自知”。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古希腊，自知都被推为一种最高的德性。大家知道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说：“我自知我无知。”我自己知道我是无知的。因此，自知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知，即认识到自己无知。孔子有一段关于无知与自知的很有名的谈话。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不认为自己有知识。他说的无知有两层涵义：一个是说我并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有好多事情我不清楚。有人问他如何种庄稼，他说我不如老农；如何种菜，我不如老园丁。无知就是没有知识，这是第一个意思。而更深的一层意思就是，你不要以为你知，不要以你的知为知。当然孔子不是一点知识都没有，孔子知识渊博，但他不以自己的知识为有知。庄子创造了一个词叫作“师其成心”，即“师心”、“成心”。渊博的知识是一笔财富，但是如果把知识当作了不起的资本，那就会限制了自己的眼界，左右了看人和判断问题的能力，从而成为一种成见和成心。所以，不能以自己的知识为成心，更不能有师心——就是以自己的知识为老师。庄子说不能有师心，否则谁都有心可师；不能使自己的知识形成成见，否则就是“无知”。

用无其知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是很难做到的。一方面，人要以自己的知识作为工具去判断一切、分析一切、认识一切；另一方面，人又不能局限于自己已有的知识去限制一切、批判一切、否定一切。这就看你能否做到虽有知但不以知为知，即不以自己的知识为师心、成见。自知，就是要知道自己的知识只是整个认识体系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这是自知和无知的关系。这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伦理学的问题，就是你对自己的知识的态度问题。在这个方面，自古以来，有很多很好的箴言，但是人们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做到。《大学》上有一句很有趣的话，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常人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个坏孩子，或者说看不到自己孩子的缺点，总觉得自己的孩子是一朵花，看别人的孩子是豆腐渣。但是，同一个人，他就不认为自己的庄稼长得好，老觉得还不够好，希望更好一点。这好像是两种心态，实际上是一回事。简单说就是自私自利，看不到自己孩子的不好，也看不到自己庄稼的好。这个有趣的现象说明，一个人如果不自知，就会陷入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这是认识论上的伦理学问题。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叫“知止”。刚才我们说自知是一个道德问题；知止看似一个认识论问题，其实也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即，知道在什么地方停止。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己；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人的寿命是短暂的，有限的，而认识是无限的。拿自己有限的生命跟无限的认识较量，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既然危险就应该停止，如果危险而不停止，那就更加危险了。这是《庄子·养生主》开头的话。《养生主》的主旨是谈如何养生，如何修心养性。它从讨论认识开始。道家认为，人之所以不满足，往往是在认识上不知道止。

其实，儒家也有类似的观点。上面提到《大学》上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下面一句即是“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智；“亲民”是仁；“止于至善”就提出了“止”的问题。不能无限地追求客观认识，一定要知道在某个地方停下来。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西方人就不这样考虑问题，他们要挑战极限。你说一个人一分钟不能吃20个热狗，我偏要吃21个，这就是西方人的风格。中国人不这样，中国人遵循适可而止的原则，到一定地步就要停下来。在认识上也是这样，庄子说：“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六合之内，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议而不辨。”作为解构主义的道家的观点，这种说法尚可理解。但是，积极入世的儒家也提出“止”，在至善的地方止。它接着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只有知道止，然后才能定下心来。你不要奢望去认识一切，你认识不了一切，因为生命是有限的。你必须到一个地方就停止。那么，停在什么地方呢？就停在那个至善的地方。至善的地方就是圣的地方。儒家并不是到圣为止。孟子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圣上面还有神。不过，神的地方你就不要去深究了。既然弄不清楚，干脆就不要讨论。只有知止，你的心才能定下来，然后才能进入角色，才能进入到认识对象里而去。所以说，知止是中国认识论上一个很重要的伦理学问题。如果不知止，将是很危险的。大家可以继续研究，应该在哪些方面知止？止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要知止？这涉及到许多问题。这里我只是试图用一分为三的方法来分析一下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