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顾渚茶烟
湖州“温山御荈”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列为朝廷贡品，南朝刘宋山谦之著《吴兴记》载:“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御荈。”中唐时期“温山御荈”经陆羽品题后更是身价百倍。温山今在湖州城北。
唐大历二年(767)，陆羽向常州刺史李栖筠建议贡义兴茶(阳羡茶)，《唐义兴县修茶舍记》载:“义兴(宜)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为氛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此后，湖州界岭以南顾渚山茶区划为贡茶区，自此掀开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湖州贡茶史，为中国贡茶史增添了精彩的一页。自大历五年(770)设立贡茶院以来，到清顺治三年(1646)结束，贡茶历史长达876年之久，其中兴盛了6个世纪。
宜兴、长兴贡茶起始的具体时间是在代宗继位不久的广德年间(763—764)，毗陵(今常州)太守、御史大夫李栖筠在阳羡督造贡茶，贡茶数量始为2斤，随着宫廷茶风的兴盛，贡茶数量不断加码，大历五年首贡竟达到500串，约360斤(寇丹《顾渚茶事别记》，《陆羽与〈茶经〉研究》)。“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这也就是说，由只贡宜兴“阳羡”，到扩增进献长兴“顾渚紫笋”，正式在宜兴、长兴设立贡焙或贡茶院，是大历五年的事情。据《吴兴统记》的记载，最初的贡茶院，是设在顾渚虎头岩。
顾渚山又名西顾山、茶山、吴望山，范围包括界山茗岭以东至太湖一带。明人萧洵说:“长兴县，本战国吴夫差弟夫概故城。城北四十五里有山曰顾渚，以可为都邑而得名。”此地出产的贡茶称紫笋，或阳羡紫笋、顾渚紫笋。
据《湖州府志》记载:“旧于顾渚源建草舍三十余间，自大历五年至贞元十六年，于此造茶。”至贞元十七年(801)，刺史李词以院宇隘陋，造寺一所，“移武康吉祥额置焉，以东廊三十间为贡茶院”。鼎盛时期有茶舍130余间，造茶工匠1000余人，采茶役工30000余人，岁造18400斤(折现制为10981公斤)。每岁常、湖二州太守分山造茶，宴会于湖州长兴啄木岭上境会亭举行。明嘉靖年间的文人徐献忠在其笔记中说:“啄木岭(西北60里)上多啄木鸟。唐时吴兴、毗陵而守造茶会宴于此，有境会亭。”今人另有一说:境会亭在悬脚岭。两岭相距约5里，究在何处，还需考证。后有大诗人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一诗记其盛况。
顾渚紫笋进贡苛民最烈者是“急程茶”。“急程茶”派啥用场？一说祭祀用，一说朝廷要办“清明茶宴”。
“清明宴”的最早记载见于唐代诗人李郢的《茶山贡焙歌》:“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在他之后，杜牧的《茶山诗》、张文规的《明州贡焙新茶》、白居易的《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都有所反映。李郢是大中十年(856)进士，比陆羽晚出数十年，陆羽顾渚修贡是否也为“急程茶”而苛民呢？据有关史料推测，陆羽在顾渚修贡时期，朝廷便已有了“清明茶宴”的例规。袁高是陆羽同时代人，曾任过湖州刺史，所作《茶山诗》表现了当时朝廷催采、催焙、催运、催贡“急程茶”的情形。《唐食货志》记载:“李隆基天宝中(742—755)，南岳贡茶，官府星火催春焙，山农苦之。”说明至晚在天宝年间便已有了“清明茶宴”的例规和贡“急程茶”的制度。
为了朝廷按时举办清明茶宴，湖、常二州要赶在清明节前递送急程茶进京。此去长安4000里，快马加鞭日夜不停地驿递也得八九天。那采茶、制茶至少要提前半个月到20天，不然就会误了清明茶宴。因民焙不仅不赶趟，质量也难保证，于是便有了州府办贡茶院的计划。史载:“唐代宗以其岁造数亩，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所以，继常州设贡茶院后，朝廷在湖州亦设贡茶院，金沙泉并定为贡水。据寇丹《顾渚茶事别记》云:当时“随茶贡金沙泉水二瓶，瓶以银制，连锁钥共重五十六两。”
陆羽是湖州贡茶文化的发轫者之一，也是湖州贡茶之制的开创者。陆羽以顾渚山茶区为基地精研茶的制作工艺和烹饮艺术。
顾渚茶烟燃起后，陆羽走出书斋，进入更高层面，高屋建瓴地关注大唐茶业，并将构想变成现实，推动大唐茶业的发展。他的研究已与经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
建中二年(781)，与陆羽有过交往的京畿观察使袁高在贬官韶州后不久，恢复级别，迁官湖州，出任湖州刺史。负责修贡的袁高等人本不是鱼肉百姓的昏官，为民父母，当为亿万苍生排忧解难。他作了《茶山诗》，随茶上贡，诗云:
禹贡通远俗，所图在安人。
后王失其本，职吏不敢陈。
亦有奸佞者，因兹欲求伸。
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
我来顾渚源，得与茶事亲。
氓辍耕农耒，采采实苦辛。
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
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www.xing528.com)
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
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
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
心争造化功，走挺麋鹿均。
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
众工何枯栌，俯视弥伤神。
皇帝尚巡狩，东郊路多堙。
周回绕天涯，所献愈艰勤。
况减兵革困，重兹困疲民。
未知贡御余，谁合分此珍！
顾省忝邦守，又惭复因循。
茫茫沧海间，丹愤何由申！
——《全唐诗》卷三百一十四
全诗40句，五律体，细致地表现了贡茶采焙之艰辛:湖、常二州的百姓全家出动、全郡出动皆为皇上采急程茶。他们披荆斩棘，履险蹈危。春寒料峭，冻皴了双手，但终日劳作所获尚”不盈掬”，而朝廷文牒接连而至，使者继踵而来，催采、催焙、催贡，而阴坡茶连芽也没冒出来，草木不为春可奈何！还有一些奸佞小人趁机渔利，百姓的苦愁、百姓的冤屈何处申诉！
袁高的《茶山诗》如狂涛惊雷给人以心灵的震撼。
贞元七年(791)，湖州刺史于与常州刺史联名上奏朝廷，朝廷允许“急程茶”递京的时间可缓至清明后十天，稍苏民困。
湖、常二州出产的紫笋茶是朝廷每年例行的清明宴的专用茶，贡茶数量至建中二年(781)增至900斤。贞元十七年(801)，“每岁进奉顾渚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至会昌年间上贡湖州紫笋茶高达18400斤(折合现制10981公斤)。苛民之苦愈演愈烈。
实事求是地讲，湖州燃起的“顾渚茶烟”既是苛民的“烽火狼烟”，但也是发展茶叶经济和科技的“星星之火”。苛民罪在封建朝廷，与陆羽无关。贡茶制度总体上讲是利大于弊，陆羽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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