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建设中的新跃进”：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

四、经济建设中的“洋冒进”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复苏，但问题仍然成堆。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经济形势带有恢复性质的好转缺乏全面冷静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缺乏充足的思想准备，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仍在继续。因此，看到一点成绩，便盲目乐观，头脑发热，要求“大干快上”，一味急于求成。结果，经济建设中便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新失误。

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华国锋提出，“要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迅猛兴起”一个“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本来，大寨是由先进典型转而变为执行“左”倾错误的典型，在新时期仍搞学大寨运动，其实质就是要在农村继续进行无休止的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本身就已显得不合时宜。更何况，会议又不顾客观实际，竟要求到1980年，全国应有1／3的县建成大寨县，各省、市、自治区均须粮、棉、油、猪上《纲要》，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这显然是无法实现的高指标、大口号。

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设法保证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使农、林、牧、副、渔主要行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左右。按此要求，4年内，大中型拖拉机须增长66%，化肥年产量应增长1倍多。同样，这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纸上目标！

继普及大寨县与农业机械化运动之后，1977年4～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先在大庆后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在会上除了盛赞大庆典型外，便是提出指标，要求在“五五”计划（1976～1980）期间，全国至少应将1／3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甚至于把1977年计划建成大庆式企业的数字，都分配到了各省、市、自治区。他又毫无根据地贸然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并轻率断言：“我国国民经济必将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局面。”

7月30日，国务院转发了《关于1977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盲目乐观地认为，“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这进一步助长了一味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错误倾向。在华国锋等人的催促下，各部门、各地区纷纷酝酿“新的跃进”计划。在此基础上，国家提出了一整套的高指标、大计划。11月24日至12月11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计委制定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提出，今后23年，经济上要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0年），重点打好农业和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这两仗，使农业、工业每年分别以4%～5%和10%以上的速度持续前进。第二阶段（1981～1985年），到1985年，粮食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钢达到6000万吨，原油达到2.5亿吨。为实现这些指标，工业方面要新建、续建120个大项目，主要为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化纤厂，10个大石油化工厂，10个大化肥厂；新建、续建6条铁路干线，改造9条老干线，重点建设秦皇岛、连云港、上海、天津、黄埔5个港口。第三阶段（1986～2000年），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到那时，粮食总产量分别要达到13000～15000亿斤，钢产量要达到1.3～1.5亿吨。(www.xing528.com)

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作出的经济决议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会上，华国锋代表国务院提出了《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按此规划，到1985年，钢、原油、粮食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2.5亿吨和8000亿斤。农业机械化水平要达到85%以上，在全国须形成14个大型重工业基地，基建投资则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农业要达到农民人均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全国应有12个大面积商品粮基地。这样宏大的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就我国的财力、物力、技术力量、资源现状及建设周期而言，都超出了实际可能，违反了经济规律。因此，该规划实际上成了盲目冒进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到1978年下半年，国家仍在提倡新“跃进”。在7月份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就提出要组织新的大跃进，以比过去设想的更快的速度实现更高程度的四化。9～10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提出1979年与1980年，每年要增加粮食300亿斤，棉花500万担，钢300万吨，原煤4000万吨，原油600～1000万吨；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要年增长5%～6%与10%～12%。

这次经济建设中的新冒进，与50年代的“大跃进”相比，有许多相同之处。首先，都是不顾客观条件，人为追求高速度、大规模，盲目提出一系列根本达不到的高指标、大口号。其次，都是靠高积累、高投资来维持，结果导致积累率过高，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人民生活问题日益严重。如1978年积累率达36.6%，仅次于1959年的43.8%和1960年的39.6%。该年积累率使用上，生产性投资占82.6%，而住宅、文教、卫生、城市、公用事业建设仅占17.4%。与上一年相比，积累基金增长30.6%，而消费基金仅增长8.4%，表现出重生产而轻生活的倾向。1978年基建投资总额达501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18.6亿元，增长31%，成为“大跃进”后20年中，基建投资规模最大、投资增长最高的一年。其中，农业占10.6%，轻工业占5.8%，重工业占48.7%，这进一步加剧了农、轻、重比例的失调。最后，经济效益都很差。如1978年投资巨大，效果却是10余年来最差年份之一。全部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只有99个，投产率仅为5.8%，而且一半以上的产品质量、燃料的动力消耗及产值利润率等指标，都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不过，这次冒进与“大跃进”也有不同之处，即“大跃进”主要以人海战术搞“小土群”为特征，而这次却以大量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为特征，故称之为“洋冒进”。如1978年，确定从国外引进22个大中型项目，合同总额78亿美元，全部要用现汇支付，由于超过了我国的承担与消化能力，只好大借外债，总数约达51亿美元。因此，到1978年底，国家的物资、信贷、财政与外汇收支均出现了较大的不平衡。

总之，“洋冒进”走的仍是一条以“左”倾思想为指导的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低效益的“大跃进”式的老路。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趋严重，酿成了1979年和1980年的巨大财政赤字，给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困难和新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