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背景与产生

服务贸易能被列为多边贸易谈判的议题并且能最终产生服务贸易总协定，首先得益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支持。

1979—1982年，西方世界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受危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缓慢，货物贸易的赤字逐年扩大。但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却占有明显优势，连年保持顺差。以1984年为例，美国的货物贸易有1 140亿美元的逆差，而服务贸易却有140亿美元的顺差。作为世界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美国急切地希望打开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市场，通过大量的服务贸易出口来弥补贸易逆差，推动经济增长；而各国对服务贸易的不同程度的限制，成为美国通过服务贸易获得更大收益的障碍。因此，美国积极倡导实行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

对于美国的提议，欧盟起初抱有质疑，但调查后发现当时的欧共体服务贸易的出口量要高于美国，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显然对欧盟的发展有利，因此转而坚决的支持美国。日本虽然是服务贸易的最大进口国，呈逆差形势，但由于在国际贸易中呈现顺差，加之为调和与美国之间日益尖锐的贸易摩擦，也始终支持美国。(www.xing528.com)

发展中国家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坚决抵制到逐步接受的过程。当美国开始提出将服务贸易作为多边贸易谈判的议题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坚决反对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诸如银行、保险、证券、信息、咨询等资本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行业都不具有比较优势，许多部门尚未成熟，难以应对来自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过早的实行服务贸易自由化只会挤垮这些尚处于幼稚阶段的行业。此外，发展中国家也担心服务贸易的开放也会威胁到国家的主权、机密和安全。

然而随着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谈判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也有所改变。首先，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某些服务业上已具备相当的竞争优势，例如韩国的建筑工程承包以及新加坡的航空运输也，优势都比较明显。这些国家希望通过谈判来扩大本国优势行业的出口。其次，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已认识到在国际谈判中参与规则制定过程的重要性。如果发展中国家不积极参与服务贸易谈判，最终只会形成有发达国家主导的服务贸易规则，而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其利益将会受到更大的损害。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先后表示愿意参加服务贸易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