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成为亚洲主要出口目的地：危机后的改革和平复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社会就开展了对金融危机的救助，救助模式和基本套路以IMF为代表。IMF认为，这是内部出了问题，内部的病根不除掉这种危机还会发生。因此，基本对策就是对内部进行改革，克服亚洲经济增长模式低效率的痼疾，并在这个基础上，择机通过贷款等形式提供流动性以缓解亚洲国家国际收支困难。

这种模式和救助套路是国际上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常规思路。在欧债危机中，对希腊问题的处理就是这个思路。希腊金融危机，首先是希腊的财政有问题，只有勒紧自己的裤带欧盟才给救助。但是希腊认为裤带可以勒，但不能勒太长，也不能勒太深，否则希腊就完蛋了。欧盟在希腊问题上，就到底是救助为先还是改革为先，和希腊反复争论。双方争论来争论去也没个结果，最后希腊被逼急了，表示如果不救助它，就要退出欧盟。希腊甚至还说如果欧盟再不救助，希腊的民主政府就要倒台，法西斯势力就会上台。希腊政府反复倒闭，反复选举，每一轮选举都要跟欧盟谈判。希腊的这种情形说明了救助国际收支危机的常规思路的局限性，以及由此导致的艰难性。坦率地说，这种思路虽然看到了金融危机的内部根源，但相对忽视了其外部原因，尤其忽略了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和机制的缺陷。

亚洲金融危机的平复，中国在其中起到重大的作用，一是除给予这些国家和地区相应的财务帮助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是为汇率无序波动的世界，提供了一只相对稳定的锚，而不是加剧贬值的竞争。二是中国市场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成为亚洲各国和地区主要出口目的地，而庞大的中国需求，相对稳定了其实体经济的生产。从那以后，在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除欧盟和美国外，其余八个中的五个都是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成为它们较大的出口目的地。中国的救助对自身也有重大的影响，由于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以及中国市场的开放，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承受了极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二十年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几乎全部亏损，中国的下岗工人超过2000万。中国经济在1998—2002年之间呈现持续低迷，严重通货紧缩。

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认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低效率和金融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并为此展开了新一轮的改革。

在企业方面，中国全面开启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央政府撤销所有的工业部，改为公司，变成央企，并着手进行股份制改造、上市，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而不再是行政约束。与此同时，抓大放小，对国有资产布局进行调整，小的企业全部退出，央企只留下100多个，相应地成立了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在金融方面，国家提出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造计划。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金融风险防范问题。过去我们理解的金融就是提供资金，而现在认识到金融是有经营风险的，这标志着中国金融由单纯的融资安排向全面风险管理过渡，其核心就是把专业银行改造为商业银行。为此，中国在1998年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2004年又开始对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而且还要上市，加强市场约束。中国的银行不仅在国内上市，还要在海外上市，因为海外市场要求更加严格，市场规律的作用也更加明显。

在政府方面，中国进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除了撤销部委以外，行政部门不再直接干预经济。中国提出要与国际规则接轨，以加入WTO为目标，全面清理政府管制领域与手段，调整政府结构功能，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中国政府为加入WTO谈判了16年，为此废除了近2000项规定，最终于2001年加入了WTO。

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中国的改革，使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过渡加速，为21世纪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奠定了体制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要感谢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可能还很迷茫。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了个醒，这种投入一投资模式的粗放型经济模式不可持续，与这种模式相适应的金融安排是有重大风险的。要化解风险，让它可持续，就必须用改革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革由此开始加速。

就亚洲国家来讲，危机也促使亚洲经济加强合作。中国的市场因素使东盟国家都把中国视为出口目的地，中国发挥的作用也使亚洲国家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2002年中国与东盟开始签订自贸协议，并于2010年初步建成，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涉及19亿人口。中国东盟自贸区是10+1，这个自贸易区又向外扩展，加上日本、韩国，成为10+3。目前又在10+3的基础上向10+N方向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除中国东盟自贸区外，中国与朝鲜签署了自贸协定。如果没有钓鱼岛的问题，当年中国、日本的自贸区协议也会签订。换言之，当年发生过亚洲金融危机的东亚地区，除了日本以外，现在都和中国有自贸协定。(www.xing528.com)

加强彼此的合作是应对危机的举措，但是除掉内部的病根更为重要，于是各国开始反思亚洲经济增长的模式。传统的亚洲经济增长模式重点在于它的全部优点和全部缺点都集中于一点，就是将工业化进程纳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亚洲国家的经验证明，它是通过初级工业制成品进口替代转向初级工业制成品出口导向，进而开启次级工业制成品进口代替，再转向次级工业制成品出口导向，即不断地从进口代替转向专项出口导向，层层递进，以经济结构的快速升级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把工业化纳入全球化，体现的是结构的急剧变动，产业的快速升级，升级中表现出GDP的快速增长，这就是亚洲经济增长模式。世界银行报告《亚洲经济奇迹》（1997年）曾对此模式进行总结并赞赏有加，同时反思拉美经济的问题，就是没有把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最后债务问题爆发，因此对拉美的建议就是实现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发现这个模式也有它的缺陷。此模式虽然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却因低效率而难以维持。最典型的是韩国，韩国负债率非常高，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并不赚钱。韩国企业要维持投资就得借钱，先在国内借，国内借完又到国际借。企业负债率，杠杆率非常高。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打击非常严重，就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以后，韩国在国际上借不到钱了，又要还债，流动性出现了严重的困难，许多企业就破产倒闭了。“汉江奇迹”因此灰飞烟灭。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看到这样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在反思的基础上，世界银行又出了一本书《亚洲奇迹再思考》（2002年），其中观点逐渐形成了在21世纪经济学界经常讨论的“后华盛顿共识”。换言之，要改善这种模式，要进行市场导向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减少政策对经济的干预。要想发展，首先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要素投入。新技术、新装备的采用并不全然意味着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体现为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有赖于企业治理的革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市场取向性政策改革，尤其是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成为全球重要的趋势。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对全球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而且随着这一格局的变动，对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挑战。

亚洲经济是出口导向的，亚洲国家形成出口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其中投资的部分来源是抑制消费而获得。亚洲地区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出口，而出口就需要有承接出口的市场，欧美国家就必须以消费为主。亚洲国家以出口投资为主为欧美国家提供产品，而欧美国家以消费为主为亚洲国家提供市场，世界就形成了一个镜像的结构：亚洲国家都是投资驱动型的，消费不足；而发达国家都是消费拉动型的，投资不足。而要让这个镜像结构得以维持，只有一个条件——发达国家的居民必须负债，用负债来扩大消费。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各国更加意识到积累国际硬通货，尤其是美元来获取国际流动性的重要性，进而扩大出口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维持经济繁荣（尤其“9·11”后，也成为基本国策），通过金融工具，鼓励居民负债消费也不遗余力。两相综合的结果，使全国经济的不平衡性更加严重。

观察一下美国就会注意到，美国的居民工资收入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后就没有再涨过。美国的消费是家庭负债，最重要的是资产净收入。如果居民买了房子，房价上涨，居民就可以把房子涨价部分再质押给银行获得银行贷款，然后吃的穿的喝的都有了。美国次贷仅仅6700亿美元，但这6700亿美元导致全球这么大的金融危机，原因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属于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危机，房价下落导致整个家庭的破产。

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全球经济不平衡，且具有不可持续性，因为亚洲工业出口产业的扩大和再扩大，意味着欧美工业的衰落，欧美工作岗位的流失，造成工资难以上涨，其支持消费的收入持续萎缩。底特律曾经是美国繁华的汽车工业基地，现在衰落成了鬼城。美国曾经以钢铁、建筑、汽车等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它的中产阶级依附这些产业，但这些产业全都不行了，于是中产阶级被边缘化了，并出现了“民粹主义”的倾向。欧美国家的工作收入不能上升，失业率高起，甚至消费萎缩，意味着欧美居民的消费负债上升。虽然金融一度繁荣，但是居民杠杆率持续升高，金融风险陡升。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这种不可持续性的集中体现。

美国的次贷和中国的房贷不一样。中国人买房子到银行贷款，一是得交首付；二是银行要你的收入证明；三是房本还要抵押到银行去。首付就是防范自愿性违约。首套房首付至少30%，意味着房价不会跌到30%以下，业主认为房子很值钱，会乖乖地给银行还钱。个人收入证明就是防范被动性违约。银行要看购房者有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收入来源，你有再强烈的还款意愿，银行也不会放款的。前面是两道防线，最后还有第三道防线，就是你的房本先押在银行，如果前两道防线全都突破了，银行就把房子卖了，以覆盖银行的风险。

而美国的次贷是零首付、零文件。不需要首付，不需要收入证明，任何人都可以贷款，没有办法防范自愿性违约。因为没有首付，一旦房价跌了，顶多就是多付了几个月房租，购房人不要房子了，银行拿走好了。更何况也没有文件证明房主到底有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还，这是美国次贷危机变得如此严重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经济不平衡的镜像结构的结果，是不可持续的。全球经济需要再平衡，意味着欧美需要扩大投资，亚洲必须扩大内需，扩大消费，这才能再平衡。从这个角度看待问题，会发现特朗普上台不是偶然现象，他讲的所谓雇用美国人，购买美国货，美国第一，就是要增加投资，寻求经济再平衡。中国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也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部分。全球经济在2008年失衡以后，就开始走向再平衡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