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型之殇：经济崩溃与社会灾难

在本书接近尾声之时，我们要把算法理论的应用再向前推进一步。此前我们分别演示了它在理论原理与一般性政策上的应用，现在则要来看看，将之应用于分析、解释或解答现实问题时，可以产生怎样的效力。此前所关注的是一个模糊的、抽象的和一般的经济体，现在则要来关注具体的、特定的和特殊的经济体了。这种对现实的关注与对实际历史的关注是相一致的。当然，相关的论述仍然只是初步的，是思想性和例证性的。

每一位作者进行思考与写作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他的祖国以及他所身处的时代。笔者也不例外。中国改革开放的较早阶段伴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与原苏联地区的改革与转轨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事件。国际与国内情况的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它在理论上与思想上造成了冲击，形成了刺激，同时也带来了丰富的灵感。它促使我们全面深入地反思学派林立的经济学，探寻它的出路。可以说，理论综合与创新的现实要求是空前的。作为对这一要求的回应，国际上出现了一门叫做“转轨经济学”或者“过渡经济学”的应用经济学分支。算法理论作为笔者对此所提出的回应，这个解答实际上是时代性的，因为计算机技术所催生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当时的美国风起云涌。我们其实是在用时代性的工具解答时代性的问题。为了具体说明这个解答，以及为了最终回到中国议题上来，这里需要先从一个几乎相反的案例——即俄罗斯的改革开始。

前苏联改革的启动实际上较晚于中国，是从政治与言论领域开始的。其后数年间发生了苏联的解体，俄罗斯联邦作为其主要的继承者登上了国际舞台。俄罗斯改革的特点是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进行全面的转轨，疾风暴雨式地倒向了西方体制。在外部援助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这种以所谓的“休克疗法”为标志的战略导致了大灾难——经济体系真的“休克”了。在1991～1998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约60%，与美国1929～1933 年“大萧条”期间的衰退程度相当；经济衰退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灾难，以致有俄罗斯作者用“自我毁灭”之类的字眼来形容它。^[1]

如前所述，计划经济体制具有种种严重的弊病。既然如此，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是：向市场经济体制所进行的过渡，为什么反而导致了灾难呢？

对此，算法经济学已经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的、水到渠成的解释。这就是，这种现象典型地表明了作为一种知识的正式制度的性质、特点与作用。有效的临时计算，不能没有知识存量的支撑；有效的经济体系，也不能离开正式的“制度性基础设施”的支持。即使原有的制度不够好，往往也是“有总比没有强”。旧制度只要还在现实社会中发挥着作用，通常不宜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予以废弃。这就好比建筑活动需要借助脚手架一样，脚手架在特定的生产阶段上发挥着支撑作用；只有等这个阶段结束之后，才能把它拆除——而这些都需要一个显著的时间过程。^[2]

其次，还要解释一下正式制度为什么可以在一夕之间遭到毁弃。通常，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知识存量，由于它在存在形态上的分散性，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是无力全面地进行破坏的。唯有正式制度不是这样。正式制度是由政府明确公布并明确实行的各类法律和规章，因此，政府具有权力和能力来废除它。尽管这些制度作为一种记忆可以相当长久地留存于社会成员的记忆之中，但政府却可以宣布它失效，致使该种知识存量在短时间内被毁坏。在20 世纪90 年代初的俄罗斯，这种决策虽然并不是首脑（例如叶利钦）一个人可以单独做出的，但处于特定时代的人们可以因为某种同质性和同步性，集体地做出某种错误的、头脑发热的决定。这是古典政治学家们（例如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早就洞若观火的社会奥秘。防止这种一时的“头脑发热”正是宪法得以产生的基本原因之一。宪法的作用之一就是迟滞和延长公共决策的过程，以便当事人就有关提议进行比较充分的观察、研究和交流。也就是说，思维过程是分为临时计算与知识建设两个层级的，二者之间不可偏废；绝不可以仅仅因为某项决策履行了形式上的批准程序，就简单地认为它是“民主的”和适当的。(www.xing528.com)

原有的正式制度可以比较容易地宣布失效，而新的正式制度却不容易有效地建立起来。正式制度虽然在形式上和纸面上比较容易形成，但它实际上是一个体系，包含着大量未能写在纸上的部分，而这些部分的建设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例如，支撑新制度的理论基础、基本观念与技巧如何在社会成员中间进行普及？如何使之得到认同？有关的当事人如何在新制度之下进行博弈？为此又需要培养哪些经验和技巧？这种积累和培养需要多长的时间？等等。在算法的视角下，这些问题自然就会凸现出来，而有关的答案绝不会是轻松的。首先是，临时计算与相关知识存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内生了一种不可能性；根据这种不可能性，人类社会的任何变革，在原则上一般都是边际性的，通常不会涉及如此广大的范围，不会具有如此显著的整体性和紧迫性。每一时期的变革其实都可以比较明智地局限于部分领域（例如单独的政治体系或者单独的经济体系）之内，然而，不幸的是，在新政体刚刚建立之初，叶利钦政府就急急忙忙地宣布了彻底的私有化与市场化举措。试想一下，在西方经济体中，在制度条件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即使少数经济变量的变动都有可能引起经济危机，何况俄罗斯的制度条件本身还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当这么多重要变量同时变化的时候，当事人如何能够适应呢？当事人要是不适应，这些变革又怎么能够成功地完成呢？算法理论的作用之一就是，它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多维度的数量分析框架，可以使我们（包括运用横向或纵向比较的方法）来预估某项举措的可行性及其后果。

当然，从东欧诸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正式制度（作为一种局部性的知识）的全面转轨也许并不是一个绝对不能完成的任务，但这些条件在俄罗斯却都不幸地缺席了。例如东欧诸国享受到的国际援助，在俄罗斯却严重不足。外部援助原本可以用来维持和激发经济流量，防止知识缺位和计算紊乱所造成的收入萎缩。也许因为俄罗斯经济体量过大，也许出于其他战略考虑，西方诸国拒绝大规模援助俄罗斯，这就导致俄罗斯所遭受的危机远比东欧诸国严重。又如，德国的统一提供了制度变迁的另一个样本，即通过撤除国境线的方法，由一个成熟的、体量较大的经济体全面吸收和改造另一个相对落后的经济体——结果是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都大致上成功地建立了流量的正循环。

算法理论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具有广泛相对性的世界之中。任何曾经在实践中具体实行过的制度，都不是绝对地好或者绝对地坏；因此，任何一国都需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灵活而巧妙地安排自己的发展战略，以便追求“流量稳定”这样一个核心目标。简单地说，流量指标的逆转只是基于收益与成本之间的比较关系：当新制度带来的收益（因为新制度只是相对地而不是绝对地优于旧制度，其所带来的收益也就只能是有限的）小于其（在最广泛范围内来衡量的）经济社会代价时，国势与国运就会走入下坡路。数量比较关系一旦逆转，导致的将是本质性的变化，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大相径庭。

根据本书的论述，我们完全可以说，主流经济学指导下的“休克疗法”与“华盛顿共识”的主张者和支持者们，他们所犯的错误在本质上与他们所一贯批判和反对的对手相同，就是认为存在静态的、绝对的真理，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快到达那个真理，历史的“过程”则是其次的。国际思想界尚未把柏拉图的体系与反柏拉图的体系融合起来，因而尚有待于进入一个综合的、可对二者进行沟通和比较的（从而算法的）体系之中。可以说，20 世纪90 年代的历史对此提供了明确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