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解析

Wyckoff and Roop（1994）的研究是最早的关于国际贸易中隐含碳的文献之一，其认为许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是基于减少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这样在排放减少方案仅仅包括温室气体减排国家的情况下，就忽略了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的重要性。于是，作者以6个最大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成员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为对象，研究了1984—1986年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结果表明：这6个OECD成员国制造业进口中的隐含碳占其碳排放总量的13%。因此，作者认为如果仅仅依赖国内减排，则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效果较差。Schaeffer and Leal de Sa（1996）运用Wyckoff and Roop（1994）的模型，利用美国的投入产出表，并假定巴西的进出口商品的生产技术与美国一样，研究了1970—1993年巴西非能源商品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结果显示1970—1979年巴西是隐含碳的净进口国，而1980年以来巴西出口的隐含碳远远大于进口，1990年的净出口隐含碳占巴西碳总排放量的11.4%，约为830万吨。发达国家通过进口大量的能源密集型商品，把本国的碳排放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Young（2000）估算了巴西1985—1996年出口贸易中隐含的当地污染排放（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与1990—1994年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通过对比分析，作者认为出口导致了排放增加，至少就巴西的经验来说，不惜代价的出口扩张与环境标准的退化存在着联系。

Munksgaard，Pedersen，and Wien（2000）从家庭消费角度将二氧化碳排放分为直接排放（家庭能源消费产生的排放）和间接排放（家庭需要的非能源产品的生产排放），假设进口产品的生产技术等于丹麦的生产技术，运用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估算了丹麦1966—1992年的家庭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能源消费是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虽然直接排放超过了间接排放，但是间接排放是总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能源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15%的主要原因是私人消费的全面增长。Machado，Schaeffer，and Worrell（2001）认为国际贸易是影响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其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假设国内外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相同，利用竞争型投入产出方法估算了1995年巴西国际贸易中隐含的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结果表明：巴西非能源商品存在隐含能与隐含碳的净出口，其分别占总能源使用的2.3%与总能源使用产生的碳排放量的3.6%，且巴西每单位美元出口商品中的隐含能和隐含碳比单位美元进口商品中的隐含能和隐含碳分别高出40%和56%。Ahmad and Wyckoff（2003）认为《京都议定书》是从国内生产角度来计算排放的，而且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以1990年的排放水平为基准的，但是国家的排放水平可能由于生产转移和进口替代等许多因素而发生变化：如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Ⅰ缔约方从非附件Ⅰ缔约方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而且进口的是别国生产的排放强度比国内生产的排放强度更大的产品，那么全球排量将会更高。于是，在考虑进口商品来源国的生产技术而不是用进口国的生产技术替代的情况下，通过研究1995年24个OECD成员国的国内需求与国内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来探究了国际贸易的作用。结果表明：这24个国家的国内需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比其国内生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高出5%，占全球二氧化碳总排量的80%。

Shui and Harriss（2006）研究了1997—2003年美中贸易对二氧化碳排量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产生的二氧化碳排量由1997年的2.13亿吨增加到2003年的4.97亿吨，如果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在其国内生产，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增加3%～6%；②中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7%～14%是为满足美国的消费需求的结果；③由于中美存在技术水平和能源结构的差距，美中贸易增加了全球7.2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量。因此，对于减少美中两国的贸易不平衡以及缓解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说，美国向中国出口清洁生产和能源效率的技术可能是一个双赢的战略。需要说明的是，该文对投入产出方法并没有清楚地阐述，只是说明计算中国二氧化碳排量所需要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是通过中美两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对比得出的比例乘以美国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而得到的；而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则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开发的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软件（economic input output-life cycle assessment，EIO-LCA）。(www.xing528.com)

Kander and Lindmark（2006）用竞争型投入产出法考察了1955—2000年瑞典对外贸易中的隐含能和隐含碳情况，研究发现：1970年以来瑞典一直是隐含能和隐含碳的净出口国。因此作者认为瑞典国内的污染减少可能是因为本国技术效率的提高、消费结构的转变和能源系统的改革，并未通过国际贸易转移国内的环境压力。Mongelli，Tassielli，and Notarnicola（2006）研究意大利20世纪90年代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特别是碳泄漏问题，同时运用净出口占消费的比例这一指标来验证污染避难所假说。结果表明意大利存在着碳泄漏现象：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进口商品的隐含碳年均增长速度为6.8%，其中从发展中国家（非附件Ⅰ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进口输入的隐含碳年增长率分别达到8%和11%，高于从发达国家进口输入的隐含碳年增长率6%；全球近25%的进口隐含碳是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另外，没有发现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的证据。作者认为，没有反映不同国家的技术特征是其文章的一个缺陷。

齐晔、李惠民、徐明（2008）是早期研究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的，其利用竞争型投入产出方法，分别用中国与日本的耗碳水平估算了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发现隐含碳净出口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比例分别从1997年的0.5%与12%上升到2006年的10%与29.28%。作者认为，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应该对气候变化负责。张晓平（2009）利用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与中国海关货物进出口商品分类数据，运用竞争型投入产出方法研究了2000—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商品中的隐含碳从2000年的9.6亿吨增加到2006年的19.1亿吨，每年占全国总排量的比重基本为30%～35%，净出口隐含碳从2.3亿吨增加到7.2亿吨，中美与中欧贸易顺差是产生碳排放净出口的主要原因。Yan and Yang（2010）利用1997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运用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估计了1997—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发现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从1997年的3.14亿吨增加到2007年的17.25亿吨，分别占中国的二氧化碳总排量的10.03%和26.54%；而进口贸易隐含碳从1997年的1.38亿吨增加到2007年的5.88亿吨，分别占中国的二氧化碳总排量的4.40%和9.05%。Liu and Ma（2011）运用竞争型投入产出方法研究了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的隐含碳，结果表明2007年中国碳排量净出口为4.84亿吨，占中国生产碳排量的8.59%；净出口最大的行业依次为纺织业、金属冶炼、金属制品等，最大的净出口接受地依次为我国香港地区和美国、荷兰、英国、新加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