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面临的复杂性：探究挑战与机遇

1.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地区发展不平衡

首先,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世界经济排名第二位,预计到2020年末,国内GDP总量超过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4个发达国家的GDP总和,与欧盟(不包括英国)经济总量相当。

其次,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本身就蕴含复杂性,最主要的表现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甚至在一个省内部,地区之间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既有传统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有经济较为发达的中部地区,还有经济较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其中,东部沿海中又有北、上、广、深等,它们在世界范围内衡量也是经济发达地区。中部地区也有武汉、合肥等制造业发达省会城市,西部也有重庆、成都等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城市。

我们进一步以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省为例来说明中国的复杂性。广东省2019年的GDP超过俄罗斯一个国家的GDP总量,放在全世界国家中排名,可以排到前十位。广东省内又分为珠三角、粤东、粤西与粤北四个地区,四个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既有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也有经济较为落后的韶关、清远、梅州、河源等粤北地区。与广东省类似的是江苏省,作为中国经济第二大省,既有经济发达的苏锡常地区,也有徐淮盐连等与苏锡常等地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苏北地区。其他省市,往往是省会城市经济一枝独秀,其他地级市及以下地区的经济实力较省会城市则弱很多。当然,中国第三大省山东省,其位于东部沿海的青岛市比省会城市济南的经济发展状况强很多。

地区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带来收入分配差异巨大,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就拿人均收入来说,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是云南、贵州、甘肃、西藏等地的3倍以上。总之,从经济总量、结构、人均收入等方面看,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各省市、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这就是中国复杂的基本特征,也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充分、直观体现。

2. 多样的制度与文化体现出中国的复杂性

在制度上,我国采取“一国两制”,既有大陆(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有港、澳、台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我们既有公有制经济,也有私营经济、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东部沿海地区比较发达,部分中、西部地区还比较落后,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

我国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它的文化本身就是多样的,比较复杂。文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而文化的组成又受历史、地理、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比如我们的历史观,尤其是对近代和现代历史,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就对社会有不同看法。其次是地理环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第三是宗教,我们最早是有道教、佛教等各种教派,后来又从境外传来了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社会兼容并蓄,也非常复杂。四是信仰,有些人信仰共产主义,但有些人崇尚西方价值观。加之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和历史遗留的问题浮上水面,进一步加剧了国情的复杂性。

3. 改革进入深水区(www.xing528.com)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理论,实质是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这一理论也曾指导了初期和中期的改革。现在改革向深水区推进,依靠感性认识寻找改革的突破点的做法已经不可取,必须转向理性探索,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改革,更多地依靠理论的自信、道路的自觉来引导改革向纵深发展。

改革的方式由以下推上的典型示范转向以上带下的顶层设计。过去的重大改革都是群众在基层通过典型示范蹚出路子、做出样子,形成示范效应,被中央发现后在全国推广,这是以下推上的改革过程。家庭联产承包就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把土地分田到户,后被邓小平同志肯定,在全国推广开的,这次群众首创的重大改革解决了全国人民吃饭问题、农业稳定和发展问题,也引发和推动了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全国改革的原发点。今后的改革要靠党中央、国务院顶层设计,谋划改革方案,采取以上带下的方式在全国推进改革,这是改革的新路径、新方式和新选择。我们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攻坚阶段了,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特别是腐败问题。

过去的改革更多的是改革的设计部门研究别人的利益调整,今后的改革更多的是向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部门开刀,由过去更多的改别人转向改自己,削弱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这种改革好说不好做,操作起来很难,这也是改革将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主要特征和表现。改革的阻力由过去的碎片化转向集团化。过去的改革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呈分散式碎片化状态。今后的改革要触动若干庞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这类改革大多涉及央企、垄断行业,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的深层次阻力,是亟待破解的瓶颈和体制性障碍。深水区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再调整,改革方案难以取得共识,也加深了中国的复杂性。

4. 开放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

随着中国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中国威胁论”,采取种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打压,力图保持其意识形态优势、工业技术优势以及军事优势。

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国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以及追求个人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相冲突。

其次,自2010年起,我国依然是制造业大国,但是在航天技术、半导体、芯片、生物技术、新材料等行业的高端技术还有待突破。2018年的“中兴事件”、2019年起美国明目张胆地在全球狙击华为5G技术与业务发展,这些事件都为中国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我们既要融入全球化,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能把事关生死存亡的关键技术放在别人手中;既要对外开放,又要独立自主,把握主动权。

最后,美国一年的军费开支约7000亿美元,是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等国家的军费总和。与庞大军费开支对应的是美国的军事优势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对于中国崛起,除了对内一心一意谋发展以外,对外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是我国对外开放以及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矛盾,中美博弈将主导21世纪的世界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