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的探索与历史进步观念

维柯曾指出：“我们放弃了从罗马的任何东西那里发现人性最初的共同原理的任何希望，而就世界的这个伟大时代而言，这些原理起源相当晚近，我们也对从希腊人的虚骄、埃及人的遗迹，如他们的金字塔，甚至从东方的全部隐晦的东西中全部发现这些原理，不抱有任何希望，那么，就让我们到圣史的原理中去寻找它们吧。”^〔22〕维柯所要寻找的原理，正是人类如何以“诗性的智慧”创造出符合“天意”的“人类的历史”。在维柯看来，从神的时代到英雄的时代再到人的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应该到人类社会内部去寻找，“人类世界确实是人类自己创造的”^〔23〕，这种创造完全是由“天意”所推动，正是“天意”以人们追求私利的激情、欲望的满足使整个人类社会混乱不堪的三大恶习即野蛮、贪婪和野心转化为战士、商人和统治者的德行，从而使人们学会在社会中生活，使人们不仅关心自己的私利，而且也关心他人的利益，甚至关心整个人类的利益。

这一重要原理启示了近代的康德，他把人性之中的“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24〕等非理性与不道德的因素所构成的恶的历史推动看作是历史演化创新的原动力。在他看来，大自然的根本宗旨就在于使人类的自然禀赋通过合目的性的历史过程的展开，全面而又生动地呈现出来。这种“自然的意图”得以实现凭借的根本手段或有力工具就是人类理性的运用，并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的发展为基本目标。康德由此将人类的历史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的计划的实现，他说“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25〕。由于人类所拥有的傲慢、贪婪和野心的恶的驱使，历史才会由野蛮进入文明阶段，现代文明正是理性与欲望相伴随、相冲突这一矛盾和对抗的必然结果，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黑格尔那里，构成历史发展动力的，不是维柯的“天意”，也不是康德的“自然的意图”，而是“绝对精神”利用人类的本能与热情而实现的从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化的所谓“理性的狡计”。黑格尔认为，人的理性与热情是撬动历史前进的杠杆，他说：“我们对历史最初的一瞥，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个性和才能。当然，这类的需要、热情和兴趣，便是一切行动的唯一源泉。”^〔26〕而所谓的“热情”，也就是“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27〕，即人们对其所需要的对象的占有欲和对其所需要的利益的追求欲。正是因为人类的需要、本能、兴趣和热情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构成了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力源泉，推动了历史自在的发展，而更为狡黠的是这种热情支配的人类活动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还产生了一种附加的结果，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在历史里面，人类行动除掉产生它们目的在取得的那种结果——除掉他们直接知道欲望的那种结果之外，通常有产生一种附加的结果。他们满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还有潜伏在这些行动中的某种东西，虽然它们没有呈现在他们的意识中，而且也并不包括在他们的企图中，却也一起完成了。”^〔28〕热情作为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理性作为直接动力背后的原动力，这两者形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经纬线和真正动力。由此，黑格尔提出了从人及其活动出发理解历史发展和从恶的动力角度出发理解历史发展这样两个理论原则。恩格斯评价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29〕(www.xing528.com)

自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开始，到维柯的“天意”、康德的“大自然的意图”再到黑格尔“理性的狡计”，一方面，他们将历史发展的原因归结为“恶之动力”即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欲望和对自我需要的满足这一深刻之处。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30〕另一方面，他们将人类历史的基本面貌归结为社会对抗的表现形式。个体与社会的二律背反指明了人性自身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矛盾，派生了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对抗，形成了社会正义与邪恶的较量，造就了理性文化和非理性文化的冲突，刷新了人类从一种制度文明向另一种制度文明过渡的存在方式。马克思正是认可了文明进化中恶的历史进步意义以及由恶“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31〕这一社会对抗形式的辩证法，才以财富生产为核心，深入地探究了历史发展特别是文明时代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因。

马克思指出：“财富源泉的真正开辟，作为取得财富代表的手段，似乎是在具有货币欲的个人和国家的背后进行的。”^〔32〕在这里，马克思承认，对财富的“占有欲”或者说对一般财富的代表即货币的贪欲这种“恶”的表现形式，以及个人和国家的对抗与纷争、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这种辩证运动，对于文明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但财富源泉的真正开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本身的发展也要以财富源泉的真正开辟为前提。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第一个阶段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以使用价值形式的财富为主，因此财富还只能在直接的强制劳动即人的依赖性基础上发挥着享乐的意义；在人类社会发展第二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一般财富的代表催生的货币欲成为现代社会主要的欲望形式，主要以在货币—资本逻辑统摄之下的财富为主，因而财富可以在间接强制劳动（雇佣劳动）即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发挥着生产的意义；人类社会发展第二个阶段负有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的“历史使命”，由此产生资本这一“恶”的力量的“存在理由”、“伟大文明作用”和“历史意义”就在于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铺平道路，因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必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33〕从这个意义上说，欲望的发现不仅体现为财富幻象生成的精神动力，更体现为能够促使历史发展的“恶”之力量的一种历史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