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论：一个思考之旅

（一）边际革命：主观主义的出场

从古希腊开始，对于商品价值形成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二是源于商品具有的效用。经过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的努力，形成了劳动价值理论，但是他们的劳动价值论却遇到了两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一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与价值规律不符；二是不同有机构成的等量资本能够提供相等利润。于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寻求新的价值理论的迫切需求。一方面，李嘉图体系的“价值悖论”^〔34〕存在理论缺陷；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像两把尖刀刺进了资本主义的心脏，无法被资本主义经济学所接受。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数量分析特别是计量统计方法、边际增量分析和均衡理论在经济学上的运用，西方经济学的一次重大革命应运而生。

“这场革命的中心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兴起，这一理论是同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这三位领导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35〕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他们以不同的术语和不尽相同的方法，论证了同一个思想：商品价值是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价值量取决于物品满足人的最后的亦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的效用。他们提出的边际效用价值原理，经过马歇尔、帕累托、庞巴维克、维塞尔和克拉克等边际主义者的阐发，形成了以均衡价格论为中心的边际效用学派。这个学派以欲望为出发点，以效用为中心，以边际分析为工具，以主观评价经济现象为基础，将经济学研究有形财富（资本）的最大化条件翻转为研究享受的最大化（效用）的条件，市场交换规律在这里翻转为由“看不见的心”决定的主观效用规律。

这场“革命”产生了如下效果：一是主观主义的分析路径。边际学派将财富定格在人类欲望及其满足的坐标系中，提出了财富效用的主观评价，使价值概念实现了从劳动到效用的转变；二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边际学派一反价值源泉存在于生产耗费中的传统思路，从消费者行为出发来研究价值问题，将经济学由一门主要研究整个国家如何致富的学问转变为主要研究个体消费行为的消费心理学；三是演绎主义的研究方法。边际学派继承和发展了古典学派抽象演绎的法则，并用数理方法建立了关于消费者谋取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刺激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竞争均衡，使一国生产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政治经济学由此转向主观主义的市场抽象形式的学说。

边际革命带来了西方静悄悄的财富观念的革命，劳动价值论在人的主观感觉经济时空里沦陷，于是，财富世界的冒险在主观化经济世界诞生的那一刻，已经在精神幻象的烟幕中走向危机的边缘。^〔36〕

（二）经济个人主义：理智与情感的激活

如果说劳动价值论需要落实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一般评价基础之上，那么主观效用论则需要落实在经济个人主义的主观评价基础之上。依笔者之浅见，经济个人主义可以看作是原子论在经济世界中的表达，每一个经济生活中的个人都是组成经济系统的一个基本单元，独立的原子。马克思在高度赞扬伊壁鸠鲁原子论的时候，已经对原子在作直线运动时的偏斜做了个体作为宏观历史的偶然性所具有的自我意识的隐喻。个人的自我意识确证了个体活动的主体性的可能。(www.xing528.com)

个人主体性的发育，与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关联。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破坏了乡村生活的族群关系；启蒙运动和培根、笛卡尔的新科学，高扬人的“理智”终将战胜宗教传统的蒙昧；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已经深入探讨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个人”概念的重要性直接指向“自由”。“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康德语）的宣言，昭告世人的是具有理性的“个人”再不是匍匐在自然脚下受其奴役意义上的个体；“个人”概念从“以血亲关系和宗法关系为纽结的人群共同体观念”（马克思语）中发育出来，个体存在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得以确证，再不是“人的依赖性”意义上的个体；“生而自由平等”（卢梭语）的每个人，与社会缔结的盟约动摇了教会和贵族权威，平等的“个人”再不是等级制度设定概念中的个体。正是在经济生活的事实中，促成这一切的发生。

根据国内学者张雄的研究，^〔37〕经济个人主义主要有三种语义范围：一是作为一种学说，代表经济自由信念和“理性经济人”的经济学假设；二是作为一种制度，代表建立在私有制市场、生产契约和交换自由的基础上，以及建立在个人自由和自利基础之上的自发经济制度；三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即以个人经济行为为基本分析单位，并把全社会的经济和谐视为个人经济行为的社会加总的结果。然而，不论是在哪种语义中，经济个人主义都把经济世界的最终构成要素理解为“个别的人”，这些“个别的人”或多或少总是根据他们的意志、情感、意向和他们对自己的境况的了解来进行活动。正是经济个人主义将作为历史主体的个人潜在的理智与情感彻底的激活，使个人主体性得以逐渐发育成熟。

（三）功利主义：幸福快乐的最大化

古希腊哲学中的快乐主义，将追求快乐、幸福和避免痛苦、灾难看作人的本性，人们生活的出发点和目的，评判一切的标准和人生基本原则。边沁在这一哲学思想基础之上提出了功利主义思想，对主体性哲学的思想变迁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并且幸福的容量都和其他人一样大，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人类的进步就在于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幸福。在边沁看来，幸福的尺度就是财富，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其边际效用递减。例如，两个人拥有的财富数量不相等，财富数量大的人拥有更强的幸福感，但是，幸福的数量不会随着财富的数量以任何相近的比例一直增长，每一特定部分的财富所产生的幸福感是不断减弱的。这样一来，劳动价值论的客观评价被主观的幸福感受消解了，利益的计算成为了人们行动的先导。

应该肯定的是，功利主义克服了快乐主义的极端个人色彩，而增添了伦理学基础，认为社会应引导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制止在追求个人幸福的过程中，损害社会的整体幸福。但功利主义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幸福的主观评价难以量化并加以比较，身体快乐和精神快乐哪一个更重要，边沁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二是忽略了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以外的其他行为动机，无法解释幸福的奴隶与不幸的自由人的矛盾；三是先验的逻辑错误，认为集体利益天然地就是个人利益的加总。更为重要的是，就功利主义对人的心智的蒙蔽和侵蚀而言，它造成了一种假象：工人和资本家一样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劳动，因此，资本家出钱，工人出卖劳动力，他们之间是公平的交易。正因如此，马克思对功利主义嗤之以鼻，他以讽刺的口吻对资本家幸福快乐的最大化是建立在对工人残酷的剥削压榨的基础上的事实批判道：“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