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合作体系：多方协同

从历史发展看，多方协同的政策体系是全球化的趋势。全球经济制度不同于国别经济制度，它由于缺乏一个像中央政府这样强有力的约束，因此更加复杂、更加难以协调。在世界经济中虽然没有绝对的统治力量，但是各个国家在世界经济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是不一样的，世界经济制度由强国主导。世界市场形成初期，英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极大的话语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经济实力空前扩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美国主导世界经济规则。世界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甚至包括联合国的总部都在美国，美国在这些机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欧盟的成立、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美国在全球制度上的主导力有所下降，欧洲与新兴大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对全球经济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出现了从美国一国主导向多国主导发展的趋势。然而，这些形式仍然是发达国家主导。在世界经济的特征从贸易主导向投资主导转变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制度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Jay Mazur指出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权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且又完全为掌握资本要素的跨国公司服务。^[1]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贸易自由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世界平均关税率大幅下降，通过国际贸易进一步大幅度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有限。然而，在投资上，各个国家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关于投资的准入、对投资的授权、征收补偿等不尽相同，世界经济的发展从贸易领域向投资领域不断延伸。因此，通过投资自由化带动经济发展的空间更大。从不断增加的国际投资协议数量也可以看到，各国对投资自由化的重视度逐渐上升。国内体制与国际规范兼容性的内涵伴随着开放度的提升而扩大。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兼容性表现在政策上，即对外资外贸的特殊政策。加入WTO后，为履行承诺，国内进行了广泛改革，实现了与国际规则的兼容，这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体制兼容，即市场经济规则意义上的兼容。当前，经济全球化演化新趋势虽然错综复杂，但是其方向仍然是催生高标准的国际经贸与投资规则。积极参与全球化新体制建设正是中国发展新阶段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战略道路，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新意义上的体制兼容问题，即政府管理职能与国际规范的兼容性。“一带一路”倡议给我国的对外发展打开了新空间，但是也提出了新要求，尤其是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体制协调。(www.xing528.com)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贸易制度上也有较大差异。贸易政策的协同是推进“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在推进建立多方协同的贸易体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2016年4月，海关总署在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工作中针对多方体制协调进行了全面部署：（1）提出了探讨与中欧班列沿线的重点口岸间建立“点对点”关际合作关系，要求进一步发挥中欧班列的作用，加强陆上连接。（2）指出要围绕《京都公约》项下自由区附约相关海关监管制度，同沿线国家和地区海关开展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监管体系、经验和发展模式方面的交流、培训。（3）加大与重要节点国家有关铁路运输监管领域的政策法规交流和风险管理合作。（4）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化合作，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另外，从贸易体制的协同上需要继续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除此之外，我国从2014年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多项双边合作协议或框架，为进一步推动贸易和投资做出了重要的政策支持。具体政策可见本章附表。多方协同的政策体系建立难度大，目前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距离产生实质效果还有很大差距，仍然需要各方的通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