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视角下的精心谋划：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经济

对于城市规划者、管理者而言，发展“生物医药”不仅仅是资源的机械式吸引和导入，一个规划方案加之几项招商政策，仅仅是城市发展生物医药长征的第一步。对于长孵化周期、高投入、依赖多领域合作复杂产业集群，城市不仅要成为产业“生态丛林”的空间承载者，更应该扮演好生态形成的助推者、资源的供应者、规则的守护者。

这需要深谙医药创新规律的城市管理者作为调配资源的“有形的手”，在“顶层设计”指引下，用足够的耐心和魄力，把土地、资本汇聚并下注投资。纵观世界多个先进的医药产业集群，即便是在倡导“自由经济”的美国，其形成和发展都充斥着“顶层设计”的痕迹；而新加坡的医药产业的发展腾飞，更是政府步步谋划的经典手笔。

“生物医药”是新加坡政府进入21世纪后在国家层面规划的四大战略支柱产业之一。如今，新加坡已成为亚洲药品制剂的生产研发中心：全球十大顶尖药企中，七家公司都将区域总部设立在新加坡；2018年，新加坡药物产额达128亿美元，医药科技产业附加值高达49亿美元，同比增长19.7%^[24]。新加坡生物产业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离不开政府的科学引导；在此过程中，政府不仅是产业发展的“总规划师”，更扮演了确保顶层设计落地实现的“总投资人”。

在顶层设计层面，新加坡政府在2000年便制定了长达15年的“生物医药科学倡议”（the Biomedical Science Initiative，以下简称BMS倡议）。BMS倡议涵盖了制药、生物基础等多个领域，并制定了吸引人力资本、智力资本、工业资本（以下简称3C）的详细策略：在第一阶段（2000—2005年），通过建立生物医学研究的核心能力，并引入重要的人力资本和工业资本；在第二阶段（2006—2010年），持续增强在转化和临床研究中的能力，拓展医药市场；在第三阶段，加大创新投入，确保新加坡作为全球医药研发、生产中心的竞争力^[25]。

在顶层设计的框架下，新加坡成立“研究创新企业委员会”并下设“生命科学执行委员会”，统筹管理“科学技术研究局、经济发展局、卫计委医学研究理事会”等多个机构，明确各主体在“产业投资、制造促进、商业化、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职责分工^[26]。(www.xing528.com)

同时，政府资本亲自下场，领投、建设产业园区，进行“西有大士制造，东有启奥研发”的产业分工——在2000年工贸部下属裕廊集团（JTC）主导投资的医药制造基地“大士生物医药园（Tuas Biomedical Park）”建成的基础上，2003年，新加坡政府投资基金EBDI旗下的BIO One Capital投资建设生物医药研发中心“启奥生命科学园（Biopolis）”。在政府的有意引导下，新加坡医药产业大士制造、启奥研发、CBD总部商务聚集的格局得以形成。

“政府参与”的深度绝不止于园区建设，新加坡通过“政府基金主导、全球资本参与共同投资”引导产业良性发展，并在后续的研发投资、设施采购、服务平台搭建、人才引进、成果转化等方面，持续发挥着主心骨的作用。例如，新加坡国家研发基金（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面向多类研究机构，提供研发计划的资金支持；政府产业基金BioOne资本，与多家国际及新加坡本土生物技术公司、制药公司一道，为启奥科学园内中小企业提供研发支持。

正是政府的亲自谋划、主动投资、俯身操盘，为新加坡医药创新生态丛林的生长开辟了充足的空间、提供了丰富的养分，成功吸引、培育、扶持了多家大型企业、外包机构、创业公司、科研院所，真正激发了医药创新的产业生态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