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效率对宏观经济与企业发展的贡献

投资是企业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是企业为了获得收益或资金增值而向某一领域投放资金或实物的经济行为。对于宏观经济而言，在萨伊提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定律和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后，经济学家们分别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研究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样依托于投资带来现金流增加的推动力量。对于微观企业而言，投资是提升企业价值的基础，投资决策是企业三大财务决策的核心，在企业战略层面占有重要的地位，投资效率直接关系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只有高效率的投资才能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在现实中，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并不完全符合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规律，大量的资金和资源的投入带动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耗费了丰富的资源，破坏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诸多行业扎堆投资、重复投资引发产能过剩，过度投资问题广泛存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2013年7月31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一吨钢利润仅为0.43元，这意味着两吨钢的获利买不来一支冰棍。企业盲目追求规模所进行的投资行为，最终超出了企业管理能力和财务支持能力而迫使企业陷入危机。可见，企业投资并非都能按照决策者的预期为企业和股东带来更多的收益，使投资者获得更多的回报。

我国学者刘元春（2001）最早提出“效率悖论”的概念[1]。近年来，“效率悖论”问题也逐渐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2006年6月，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旨在抑制投资对经济的不利影响；2007年12月，财政部与国资委联合发布《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对国企投资行为进行规范管理；2008年，国资委要求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的央企反思以往的生产经营方式；2010年，财政部明确提出将运用合理的手段遏制央企的盲目投资行为；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任务中，首要任务就是“去产能”，即化解过剩产能，报告还提出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www.xing528.com)

与过度投资相背，企业中也存在投资不足这一极其普遍的现象。张功富和宋献中（2009）对我国沪深 301家工业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进行度量，发现其中有39.26%的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表现为投资过度，而60.74%的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表现为投资不足[2]。周伟贤（2010）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情况普遍，投资不足比例高达62%，较过度投资更为严重[3]。池国华等（2016）对2010—2013年深沪国有上市公司企业非效率投资进行度量，发现其中有38.87%的公司投资过度，其余61.13%的公司投资不足[4]。上市公司将资本市场视为圈钱的工具，在股权融资后却选择放弃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项目，以委托理财、购买国债等方式闲置募集的资金，资金未达到预期的投资目的和效率（肖钢，2008[5]；蒋海燕，2011[6]；吴金娇，2012[7]）；而中小企业却普遍面临着融资困难的现实难题，资金不足导致企业不得不放弃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项目。投资不足必然使企业错失良好的投资机会，严重影响投资效率的提高，最终限制了企业的价值提升和发展。

宏观方面，国家和企业基于经济增长的投资扩张热情高涨；微观方面，无论是过度投资还是投资不足均会造成企业资源的浪费或闲置，非效率投资使企业偏离其发展战略目标，更无法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最终将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乃至生存。可见，只有不断提升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减少非效率投资，才能在满足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保障宏观经济增长，投资才能真正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企业非效率投资是如何产生的？如何才能有效治理企业非效率投资？这些问题成为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广泛关注的热点[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