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老年人经济消费行为研究

1.老年人口储蓄行为

在所有经济行为中，储蓄行为对研究消费至关重要，要研究消费，必定涉及储蓄。总消费或总储蓄与总收入之间的关系称为消费函数（Friedman，1957）。人们为何储蓄，又为何消费？一个普遍的答案是，人们储蓄的动机是为了让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能够平稳持续，防止个人的消费受不良收入短缺（以及退休）的影响（Clarida，1991；Deaton，1991）。具体而言，Browning将人们的储蓄动机总结为9个主要方面：预防性保留动机、未来个人收入和需求之间的预期、享有利息和增值、日益增加的支出、独立生活的动机、储备资金做生意、遗赠、满足吝啬贪婪心理、积累财富购买房子和汽车等耐用品（Browning，1996）。老年人口的储蓄行为所蕴含的未知相比其他年龄人口而言更多、更复杂。国外针对老年人口储蓄率比其他年龄人口高还是低，学者们观点不尽相同。

从整个生命周期的收支安排来看，工作年龄阶段属于积累财富储备阶段，而少儿和老年阶段则属于消耗财富储备的阶段。如果按照这一逻辑出发，那么，老年人口的储蓄应当较低，而更多地是消耗原有的储蓄进行消费。Senesi的研究正是从这一逻辑出发，将总消费定义为同时由财富程度和人口年龄结构决定，并由此得出储蓄和人口老龄化之间存在负相关的结论（Senesi，2003），即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储蓄率越低。Senesi的研究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总消费可以由财富程度和人口年龄结构两个变量来决定，二是如果我们把结论中的储蓄用消费替代的话，就可以得出人口老龄化与消费之间存在正相关。

但是，也有学者的研究论证了老年人口仍然保持较高储蓄率，在具备这一观点的研究派别中，美国学者Danziger和德国学者Börsch-Supan的两项研究具有较高的代表性。Danziger等学者采用美国1972—1973年的消费者支出调查（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美国老年人口在退休之后仍然保持很高储蓄率的结论。针对这一现象，Danziger等试图在生命周期假说的框架之下进行解释：一种解释是，人们在退休前确实决定在退休之后减少储蓄，但是发现退休前的积蓄并不够用，因而需要在退休之初继续储蓄，才能保证高龄阶段时的消费；另一种解释与遗赠动机相关，对于老年人口而言遗赠给后代所获得的边际效益大于用于自己消费的边际效益，所以老年人口退休后仍然有较高储蓄（Danziger et al.，1982—1983）。Börsch-Supan采用德国1978年和1983年的收入与支出调查数据，对德国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口）的收入与消费状况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德国老年人口的财富拥有量在60～70岁所有下降，但是在70岁之后又回升，甚至高龄老人超越其他任何一个年龄群体拥有最高的储蓄率，财富在高龄老人中的积累处于增长状态（Börsch-Supan，1992）。对于为何德国的高龄老人仍能够储蓄财富，Börsch-Supan认为这主要受益于德国的养老金体制和几近完全覆盖的医疗费用开支，使得高龄老人的收入在生命周期最后几年中花不完，从而高龄阶段的财富能够继续累积增长（Börsch-Supan，1992）。

2.老年人口参与经济保障行为

在上一点中我们提到老年人口的储蓄行为，对老年人口储蓄行为的研究无疑是老年人口经济行为研究领域的重点，但是除了储蓄行为之外，老年人口的经济行为实际上还涉及了许多方面。而由于绝大多数老年人口的即期收入来源于政府的养老保障，因此，老年人口经济行为中除了储蓄，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行为是参与经济保障。

国外老年人口参与社会保障行为的研究中，针对美国补充保障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SSI）项目参与率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研究热度与深度。McGarry的研究发现，能否参与进入补充保障收入项目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申请者的经济状况，虽然符合这个项目申请要求人都是贫穷的，但是其中那些完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人更容易被纳入这一项目中去（McGarry，1996）。以美国补充保障收入（SSI）项目为例来进一步深入阐述老年人口经济行为的研究就不止McGarry一人。Herd等学者就美国补充保障收入项目是否对老年人口的残疾产生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其中确实存在影响——补充保障收入项目的受益越大，残疾率越低，在所有单身老年人口中，30%的人口具有移动限制性，然而当补充保障的上限每月提高100美元的时候，移动限制性就降低0.46个百分点（Herd et al.，2008）。

国外针对老年人口经济保障参与的研究足以见得国外在老年经济保障问题研究的深度与重视程度。老年人口参与社会保障是抵御老年经济风险的最佳途径，也是老年人口享受社会福利资源的最佳体现。研究老年人口是否愿意加入政府所提供的社会保障项目中去，这为政府作出政策调整与优化带来决策依据。(www.xing528.com)

3.老年人口医疗卫生消费

公共部门消费与私人部门消费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Henry 和Olekalns检验了澳大利亚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消费，其研究结果表现为公共部门消费和私人部门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是两者之间这种关系的性质在20世纪80年代中从互补性过渡为替代性（Henry and Olekalns，2001）。公共部门消费与私人部门消费之间的替代性可以用来解释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特别是对医疗消费的影响。老年人口消费性质本身具备公共性和私人性，公共性消费就包括公共交通、公共设施、医疗卫生等。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挑战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普遍的观点是，人口老龄化将会增加消费需求中医疗卫生消费的比重，国外也有许多学者从医疗技术、医疗保险、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供给这些视角对老年人口医疗消费需求增加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但是Weaver的研究则跳出传统思路，采取全新的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老年人口由于劳动参与率降低使其拥有更多空闲时间，并且在过去工作时期中经历了收入的增加与积累，因此在进入老年阶段之后开始寻求更多的医疗照料（Weaver，1996）。从这一观点视角出发，Weaver采用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小范围数据，得出的结果验证了他的观点，即在那些收入较高的老年人口区域中，以及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较低的区域中，老年人口的入院率也更高，指出劳动参与率和医疗使用率之间存在负比例关系，这种负比例关系暗示着，通过公共政策鼓励人们在年龄大时仍然工作（比如从制度上推后领取养老金的一般退休年龄）的做法将能够平缓地减少老年人口对医疗卫生的需求（Weaver，1996）。

4.家庭模式对老年人口消费的影响

人口与家庭结构的改变对消费模式的影响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家庭结构的变化影响家庭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量在小孩抚养阶段持续增加，当小孩离开家庭，能源消费量下降，但是其下降率比其增长率低，年轻未婚已育家庭比年轻已婚已育或已婚未育家庭的能源消费量少，中年未婚已育家庭比中年已婚已育家庭的能源消费量显著少（Fritzsche，1981）。

家庭结构与模式对家庭消费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一点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如此，对于有老年人口的家庭而言亦如此。Ulker在他的研究中否定了独自居住的老年人口拥有更高福利这一观点，因为做出独立居住的决定是属于内生性的。他认为家庭模式（结构）对老年人口维持一定的消费水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考虑没有机会与他人居住在一起的话，独立居住者和非独立居住者之间的福利差距（以每个成年人消费水平来衡量的）将会被更加拉大。Ulker认为这些发现表明：与他人共同居住可以有效地增补社会保障、养老金、个人积蓄，并且可以有效帮助老年人口在老年阶段保持平稳的消费状况（Ulker，2008）。Pezzin和Schone旨在研究婚姻破裂对老年家庭代际间转移的影响，文章从同居、经济支持、成年子女所提供的非正规照料、老年父母所购买的有偿照料这四个维度对这种直接与间接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离婚对代际间转移存在有害的影响（特别是对老年父亲），并且再婚进一步减少代际间的交换，再婚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转移要低于与亲生子女之间的转移（Pezzin and Schone，1999）。

综上所述，国外对老年人口消费的研究，除了对传统的老年人口经济状况和储蓄行为的研究，还涉足更为具体的老年人口消费研究内容，比如针对养老保障参与程度对老年人口消费的影响，老年人口医疗卫生需求具有怎样的特征，家庭与代际财产流动如何影响老年人口消费模式，以及家庭居住模式对老年人口消费模式的影响，等等。当然，国外对老年人口消费的研究也不乏对西方主流消费假说的应用。国外在老年人口消费研究领域的研究经验、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是可以为我国所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