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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时间:2023-05-3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始者,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体系中来讨论,为之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不朽成就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发展奠定了重要的认知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对我国经济体制的创新提法,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始者,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者。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认真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经验,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胆略突破了传统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在计划主体中引入市场机制

邓小平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是他多次论述这个问题的积淀。1979年就市场与计划两者的关系,邓小平认为:一谈到市场就和资本主义挂钩,认为市场只能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中存在,这样的观点一定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这样的制度下也是能引入市场机制,发展市场经济的,在这一点上,不能算是资本主义。而且我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占据主要地位,和市场机制相结合,不过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性质[19]。可见,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相比过去只承认计划经济而排斥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是经济思想上的飞跃。邓小平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体系中来讨论,为之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不朽成就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发展奠定了重要的认知基础。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0]的经济思想。这是在首先将“市场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框架基础上,又判定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主次关系,是在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上的又一次进步。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讲话时指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协调为辅”的经济方针,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2.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把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并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计划为主。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一大亮点,邓小平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21]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实质上是对原先“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这一主次关系进行倒置,突出了市场的重要地位,加深了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的认知,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www.xing528.com)

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生产力进步,都能、也应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22]可以说,是从根本上破除了原先“市场即资本主义,计划即社会主义”的固化认识。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会议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总体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是对我国经济体制的创新提法,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邓小平1989年6月9日讲话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不能改”,“以后还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23]。1990年12月24日,针对当时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的思想混乱,邓小平在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24]邓小平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进一步厘清,强调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要性,两者缺一不可,为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加入了重要内容。

3.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正式形成

针对20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方向上出现的“计划取向”和“市场取向”之争,1991年《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当年1月在上海的讲话连续发表了四篇呼唤改革的评论文章。1991年2月15日,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评论文章强调“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并指出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式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3月2日发表的第二篇评论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则是直接触及了当时争论最激烈的市场经济问题,提出“思想解放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一针见血地批评了“新的思想僵滞”,并鲜明地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该文还强调: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绝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3月22日,题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的评论文章发表,认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并针对开放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会不会使上海变成“冒险家的乐园”等问题,强调了邓小平“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4月12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评论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立足解放思想的基点,从任用干部的角度谈了破除思想僵滞的重要性,在“姓社还是姓资”这一问题上做了重新论证。以上四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有关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新思想,并成为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5]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标志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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