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的批判探析

检讨东南商人身上的弱点，揭示他们的自身原因的同时，不能不对直接控制他们行为的政府行为因素作一番批判。

在本书所述的300多年中，明清两代基本上无一政府提出重商保商的政策，更没有采取重商保商的社会机制。这是中国与西方各国互动过程中，同样是海洋国家的中国政府与西方海洋国家政府行为的最大差异。当我们在抨击西方列强政府与商人“勾结”起来时，何不去反省一下为什么明清政府不仅没有与广大的商人共同行动，反而把自己的商人出海贸易当“贼”“寇”对付？明清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有过“恤商”之论也有过“恤商”的行为，但那是出自所谓的皇恩、裕课、利民和官吏私利动机，而且往往局限在国内商人及其商务活动范畴，对待出海参与世界市场互动的商人及其商务活动，更多的是限制和管制，有时甚至是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在伦理上则基本上是“抑商”。^[17]明中叶以后的政府在传统的伦理观上进了一步的地方是把商人与商业分开来看，但这一分开的结果却是重业而轻人。在统治者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看来，商业可以带来财政收入和社会太平、王权稳定，商人则另是一回事。在统治者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看来，商人的不安定性、唯利是图和富裕的生活以及由此产生观念上的反传统是社会衰变和传统王权不稳的主要因素。^[18]出海贸易的商人又在行为上与王权政治中的消极海防和防外观念相抵触，更受到歧视。在政府处理有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共同参加的同一事件时，宽外而严内是王权专制的原则。^[19]不仅商人参与近代世界市场的互动行为受到极大的限制和管制，商人的私有财产和他们的权利、生命一样毫无保障可言，随时有被剥夺的可能。在这种政府行为的压抑下，推动社会经济发生变迁的最活跃分子——商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况之中，社会经济发生质变的社会资本意识和谋利天职观念难以萌生和发展。由此再去反观明清两代政府的禁海与限制性对外贸易政策，都不过是宁愿牺牲经济发展也要维持王权稳定的思想的实施。说乾隆之类的皇帝有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识不是不可以，但这种意识决不是理性行为，而是内陆文明中心观念加上老子天下第一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错觉混合起来的感觉效应。有利于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权利和战略意义的机遇都不能明察而甘愿丢掉，主权又怎能守得住？

16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350年中，世界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巨变和激变，中国东南商人有幸参与了其中的市场互动，走向了中国东南海洋贸易带。尽管航路艰难，商途坎坷，压抑巨大，尽管他们身上有着这样那样的弱点，有的弱点还是相当严重的，但历史证明他们是当时中国最活跃的分子，是从古代首先努力走向近代、从内陆文明勇敢走向海洋文明、从传统的中国努力走向变革的世界的开拓者。

【注释】

[1]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物产》有关于“粤丝”的记载。“粤丝”质地不如江浙丝，但作为应付当时市场的商品仍然大有发展之地。［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说到了“广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

[2]见乾隆：《泉州府志》卷一九，《物产》；乾隆：《福州府志》卷二六，《物产》；同治《重刊福建通志》卷五九，《物产》。

[3]《闽书》卷三七，《风俗》。

[4]《编年史》，安徽、浙江和福建的各类茶叶都有细账，武夷茶的需求增长较大。

[5]《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47—148页。

[6]参见［日］藤井宏著，傅衣凌、黄焕宗译《新安商人研究》，载《江淮论坛》编辑部《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7]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又见陈东有《明末清初华东市场与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8]［清］魏源：《圣武记》卷一四，《军储篇》。(www.xing528.com)

[9]参见郭松义《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清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10]参见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第5章，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1—131页。

[11]崇祯《海澄县志》卷一一，《风土志》。

[12]《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二六二。

[13]关于沿海商民向东南亚地区发展的事例极为丰富，从16世纪开始向海外谋生和经商的移民潮不断出现，这是已被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明了的。关于次沿海地区的商民向沿海和海外发展的事例也不少，《贤博编·游岭南记》载：“江西小民秋收毕，悉过梅岭就佣，广东地暖，可省冬衣，开春二三月复归东作，岁岁如之，广东人谓之使郎。”“使郎”就是现在的“打工仔”。本文前述广州市场上有江西、安徽商人，定居暹罗的商人中也有不少江西籍人。

[14]《利玛窦中国札记》卷二，第8章说到浙江丝绸商人对传教士的帮助：“这位实业家就带神父们坐上他的船，平安地送他们到浙江省，到了他的老家绍兴。”从16世纪起，随着东南商人与世界市场互动的开始和发展，西方宗教对中国东南乃至全国的影响逐渐加大，宗教的传播路线与商路贸易带基本重合。

[15]由于本书重点放在以中西碰撞为主要内容的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互动行为，所以，这里强调中西文化的交流。至于中国与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文化交流，历来频繁。中国文化对亚洲各国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史学家们已经反复阐述过的论题。

[16]参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著，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1958），三联书店1987年版。

[17]陈东有：《明清“抑商”二分说》，《南昌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18]陈东有：《人欲的解放——明清社会经济变迁与大众审美》第二章，“财富就是欲望”，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35—76页。

[19]乾隆朝处理洪任辉事件可见一斑。见《史料旬刊》第9期，第天307页《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李侍尧折三》和《编年史》卷一，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