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指标构建

在理论层面，与高质量发展相关联的增长质量已受到了广泛关注（Thomas，2000；Barro，2002；钞小静等，2011；郝颖等，2014）。然而，经济增长质量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迥然不同，前者属于宏观经济范畴，而后者则涵盖更为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维度的内容。新时代具有新的质态条件，现有文献构建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是基于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进而探讨相较于增长数量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质量，缺乏针对性地刻画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特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运行的必然选择。而“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这决定了设计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必须要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为：具有增速稳定和结构合理的经济发展基础，并能产生社会友好型和生态友好型的发展成果，最终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从微观视角来看，黄速建等（2018）提出了与我们观点相近的企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即企业追求高水平、高层次、卓越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创造，以及塑造卓越的企业持续成长和持续价值创造的素质能力的目标状态或发展范式。然而不同于微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是有机统一的系统。任保平（2018）指出，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是三个性质各不相同的系统，有着各自的结构、功能、存在条件和发展规律，但是它们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结合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关系，我们从三个维度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

发展质量基本面与经济系统相关联，表述为：（1）经济增长的强度用于衡量产出水平，较高的产出水平表明国家和地区更为富足、居民生活水平更为丰裕，相应的经济增长更为强劲，采用地区实际人均GDP测算经济增长的强度。（2）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由增长率变异系数的倒数换算得到。变异系数反映了对平均值的偏离程度，为了得到更为稳健的结果，我们使用5年期滚动窗口测度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变异系数越高，相应的经济增长越不稳定，进而诱发较高的贫困率和发展的不公平性。（3）经济增长的合理化与“协调发展”理念一致，能够衡量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耦合程度，产业结构越合理意味着劳动力投入和产出水平越契合，劳动力资源越会得到充分有效利用，经济结构越趋于均衡。借鉴干春晖等（2011）等提出的方法，这里利用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数据测算基于产业结构的泰尔指数，并用1与泰尔指数的差值表征经济增长合理化指标。在实证层面，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不仅有助于缓和经济波动，而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高。（4）经济增长的外向性与“开放发展”理念相关，本章以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测度。大量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的外向性有助于通过“干中学”、引进技术、竞争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增进生产效率，然而外向性也会增大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社会成果与“共享发展”和“创新发展”理念相衔接，具体体现在社会成员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而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且人力资本作为创新的载体能够切实推动技术进步和内生经济增长。^[1]社会成果用人力资本水平间接测度：（1）教育，是人力资本在知识和创新层面的表征。本章采用平均每万人大学生人数作为代理变量。（2）医疗，作为人力资本在健康层面的表征，我们用每万人医生人数作为代理变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富裕。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意味着个体在经济运行中所获得的发展能力和机会越大，经济发展所能够增进的人民福祉就越高。

生态成果与“绿色发展理念”紧密联系，具体包括：（1）单位碳排放产出；^[2]（2）单位工业固体污染排放产出；（3）单位液体污染产出。这三个指标均表征在给定污染排放时经济的产出水平，间接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果。(www.xing528.com)

由于上述指标具有不同的性质，直接加总后无法反映不同作用力的综合结果，这里使用“最小—最大标准化”方法将各指标原始数据转换为无量纲化指标测评值，进而赋予一定的权重，加总获得高质量发展指数。钞小静和任保平（201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指标的权重，然而由于该方法降维会损失原始变量的经济含义，而且当变量超过3个时，其应用也存在一定困难，因而我们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和经济脆弱度指数（Economic Vulnerability Index）以及Mlachila等（2017）的研究方法，采用简单而透明的均等赋权法，以凸显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发展具有同等重要性，进而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均衡发展。这里令发展基本面、发展的社会成果和发展的生态成果的权重（δ、Φ和η）均为1/3，发展基本面4个指标权重（δ）都是1/4，社会成果2个指标权重（Φ）各为1/2，生态成果3个指标权重（η）各为1/3。^[3]

如图1所示，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2005年之前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波动较大。2012年以来由于新常态经济结构性减速导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略有下降，总体而言由于社会发展成果的助推，经济高质量指数下降的幅度低于发展基本面。在3个分维度中，发展的基本面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力较大。发展的社会成果自2000年起稳步攀升，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的作用逐渐强化。此外，经济增长引发环境污染造成发展的生态成果持续下滑，形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以来发展的生态成果表现出企稳的迹象。在新时代背景下，高质量发展需要运行平稳的经济支撑，更需要进一步改善发展的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均衡协调发展。

图1　1992—2016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变动趋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