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应对经济新常态经验教训的几点思考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尽管由于其自身条件、外部环境与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不能完全照搬后者的发展模式，但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质的共性，因此在考虑到两类国家发展存在的差异的基础上，还是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借鉴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从中得到很多的启示。战后日本兼具发达国家和后发赶超国家的双重特性，因此其发展经验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具有更为重要的借鉴意义。上文对战后日本应对两次新常态转型的做法进行了概要总结，下面对日本的经验教训进行进一步的总结，并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谈谈来自日本的启示。

第一，对经济的常态性转型做出正确的判断，是制定正确的战略和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的前提。

从上文日本经验的总结可知，战后日本迎接了两次新常态变化，但是对其预判的情况却存在很大的差异。第一次日本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的常态化时期，以学者为代表的各界有识之士对其做出了很好的预判，并以此制定了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代表的高速经济增长战略，很好地利用了战后日本的“历史勃兴期”，实现了战败国的重新崛起。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日本各界却对其将结束高速增长而迎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转型估计不足甚至有所忽视，不但对自身经济结构变化认识不足，更对国际环境发生的重大结构变化估计不足，导致了长期发展战略方向的错误，因此陷入了疲于应对外部冲击带来的经济困难。

当然，也不能说后一时期的长期发展战略完全是错误的。在实现经济大国目标之后日本政府制定的谋求从吸收、模仿技术进步到自主创新转变的科技立国战略，在后一次新常态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这一战略与节约能源、资源型产业技术创新以及发展新技术产业等产业结构升级政策结合起来，对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日本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总体上缺乏一贯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标，以应对和解决每一时期的特定经济问题为主。因此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无海图航海”时期。

经济增长的常态化转变，是一个很难提前判断甚至是它已经呈现在人们面前也难以认识的综合问题。即使在现在，人们都把20世纪70年代前期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外部冲击，看作是日本经济增长阶段转变的原因，实际上并非如此。日本结束持续近20年的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有外部条件的制约，但更主要的是日本经济自身发展的必然。吸收模仿型技术进步和在高水平投资和人力资本投入带动下的现代产业的快速发展，到7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了其界限，这些因素决定了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即使70年代后期日本社会已经接受了中低增长长期化的事实，但决策者仍然存在着再现高增长的思维惯性，使得其结构改革往往是在被动的条件下进行的。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很好地利用了“历史机遇期”，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转折点，经济增长率连续多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研究界和政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结合中国发展的其他特点，提出了“新常态”的阶段变化论，寻找新常态条件下的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措施。从前述的日本经验看，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了经济新常态的到来，而且在做积极的应对，但是由于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和新常态变化的综合性，使得我们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综合考虑新常态的阶段性变化的主要特点，制定较为明确的发展战略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努力实现从追随型的技术进步到自主创新型技术进步的转变，实现内生性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以单纯的资源开发或资源投入为基础的增长，尽管能够实现一时的增长，但是难以实现结构升级，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技术进步模式。后发国家在其赶超发展时期，存在着后发优势，即可以通过引进、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实现赶超式发展。在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就是依靠吸收、模仿和再创新的技术进步模式，实现了成功的经济赶超。但是这一模式是存在其界限的。当后发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基本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的时候，上述模式不能再继续，需要从模仿式技术进步转向自主创新型技术进步，而且技术进步在其发展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日本在70年代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后，进一步加强实施科技立国战略，努力实现技术进步模式由模仿型向自主型转变，在加强自主技术创新的同时，大力创造基础科学研究环境和增加研究投入，为当今的高水平的新产业技术和基础科学研究的进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力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是中国实现快速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随着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传统的技术进步路径上已经逐渐到达了其临界点。在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讨论中，主要的观点之一就是主张通过自主创新技术进步模式，实现内生性经济增长。与日本相比较，中国技术进步的模式转变更为困难，原因在于：一是在很多产业领域，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技术水平上仍存在差距，加上引进、吸收技术进步的惯性，使得这一模式仍将继续，难以在短时期改变；二是企业的基础性技术研究体系尚待形成，投入严重不足；三是尽管国家加大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但是时间尚短，创新研究的环境和氛围还有待形成。为此，中国应认真总结和学习日本的经验。正确认识发达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构成和运作，区分政府和民间力量在该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在加强政府主导的基础科学研究的同时，调动企业等社会组织开展研究开发的积极性，形成健全的国家创新体系。

第三，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本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出发，在综合战略的指导下，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推进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

日本在战后第一次常态化转型过程中，在相关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但是在第二次常态化阶段则暴露了很多问题。石油危机的发生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暴露了其过度消耗资源、能源的以材料型重化工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因此政府及产业界采取了积极的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向以机械产业为重心的结构转型。虽然这一做法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这种结构转变还是被动进行的。而且，传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仍然是以提高产业竞争力和扩大出口为主体方向的，延续了高速增长后期产业经济外向扩张的路径，这一种做法，没有考虑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需求不振和为解决诸多经济问题需要振兴本国经济、产业的欲求。因此，被动的外向型的产业创新政策，其结果使得日本有竞争力的产品对美出口扩大，导致了美日之间激烈的贸易摩擦。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产业的依次崛起，与包括日本自身在内的世界性的高需求相吻合。但是在70年代以后出现了世界性的需求停滞而且大国间的产业相似度较高，所以一个大国的外向型的产业扩张，必然加剧国际市场的紧张度。

20世纪80年代日本推进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扩大内需的结构调整，也都是在相当程度上由于对本国经济发展发生结构性或阶段性转变认识不足而在外在压力下被动进行的。这种被动式改革与调整会使得新的结构和体系脱离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为本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埋下隐患。以金融自由化为例，自主的改革应该是从自身发展需求出发，坚持金融产业规模和服务结构的合理化，而不是任由市场自由化导致的金融服务的高风险结构。日本金融自由化改革使得金融或银行背离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进入服务业等高风险行业，增大了金融产业的风险度从而提高发生金融危机的危险。(www.xing528.com)

尽管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一直坚持自主的改革与创新，但是在经济规模空前扩大和结构异常复杂化的情况下，结合自身的发展特点推挤结构改革，是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很多结构性矛盾并延迟了调整改革进程和增加了其难度。在转入中低增长的新常态情况下，必须坚定决心推进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能等待经济发展受到极强的外部制约甚至是在外部压迫下进行被动的调整。当前，中国已经在相当多的领域积累了很严重的问题，急需加快自主改革的步伐。如传统的外向型经济结构，以廉价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比较优势已经丧失，使得这一结构已经到达了其边界，积极扩大内需和实现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升级，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第四，重视本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及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通过积极举措尽量弱化新兴大国发展受到的国际制约，努力为未来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第二次常态化转型的过程中，日本在很多领域进行的被动性的改革与调整，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为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后受到国际制约造成的。由于对本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的冲击和本国受到的国际制约认识不足，不能及早地做出主动的合理应对，而被动的应对往往可能造成不利于本国发展的负面结果，从而对本国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实际上这一时期日本发生的一系列内外经济问题都存在着内在的密切的联系。从美日贸易摩擦、金融自由化改革到实现以内需为主的结构转变和国际政策协调，等等，都是由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对既有的国际经济结构和秩序形成了重大的冲击，而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利用既有的或新的国际治理架构对新兴大国加以制约的结果。最为典型的是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国际政策协调和内需结构调整。在采取一系列措施调节美日贸易失衡失败之后，西方主要国家间通过国际政策协调调节汇率成为最后的手段。广场协议签署之后导致的日元兑美元较大幅度升值，引发了短时期的日本经济衰退（被称为“日元升值萧条”），这时如果日本能够认识到这是国际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短期经济波动或者是必然要付出的成本，即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率下降也是正常的，那么政府只要应用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控即可。但是在这一时期，日本政策制定者仍然抱着高增长的惯性思维，一方面长期持续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在实现内需主导结构的名义下，实施了积极的公共投资政策。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实现了80年代后期的较高经济增长，但在金融自由化条件下长期实施扩张政策，引发了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提高即形成了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的破灭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尽管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发展阶段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战后日本的后一次常态化是由成长阶段到成熟阶段的转变，而中国仍将处于前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国对既有国际秩序的冲击和由此产生的国际制约，这一点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有很大的相似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强，试图通过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形成国际经济秩序，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就是中国作为新兴经济大国受到的国际制约。只有对这一问题有清醒的认识，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才能弱化或克服这种国际制约。近年来，中国积极谋求国际治理机制的改变（创立金砖五国架构、努力发挥20国集团的作用等），提出和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等，这些举措都是对成为经济大国后受到的国际制约的积极应对。尽管如此，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始终伴随在今后中国长期的发展过程之中，不仅需要有长远的预见和长期的规划，而且还需要为解决具体问题采取的具体对策。

【注释】

[1]商品生产过程中，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价值增殖的过程中不改变自身的价值量，称为不变资本；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了自身的价值量，称为可变资本。

[2]蔡昉.以深化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新愿景[J].中国人口科学，2012（6）：9-11.

[3]根据人力资源部测算，目前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130-150万的就业机会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经济增长。详见：新浪财经.李克强：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拉动150万人就业。.

[4]1973年末入阁担任财政大臣的福田赳夫，向田中首相提出的入阁条件就是搁置“列岛改造论”，转变财政政策的方向。

[5]有日本学者指出：尽管该委员会成立的意图包括了综合课税、削减美国财政赤字等内容，但最主要的是美国在其议会保护主义势力的压力下，迫使日本推进“金融开放”。近藤诚：《金融自由化》，载小峰隆夫编：《日本经济记录（1970-1996年）第1部》，东京：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