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与共享发展理念的统一及意义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全部体现在他的劳动批判理论中，将国民经济学那里“伟大的”劳动概念，通过全面分析转变为异化了的雇佣劳动。这种劳动以私有资本为起点、以劳资对立为根本表现方式、以劳动者自身的绝对贫困为社会普遍现象，最终以公有制与“共富”为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想蓝图。这些理论内容与当前中国贯彻“共享”发展理念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和现实目标具有一致性。

第一，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指出，市民社会的劳动是雇佣劳动，造成这种异化状态的根源在于劳资对立下的私有制前提。以私有资本为前提的生产方式，不仅把一切生产条件在“要素化”的同时，也将其置于自身的控制下，继而在无限追逐利润的运动中，必然地与被“物化”或“要素化”的人形成越来越尖锐的对立，因为人毕竟不能等于自然资源等“物”，而是有生命的个体，因此，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生理因素等都具有有限性，不能像机器那样不停歇运转。但在资本无限逐利的欲望中，作为“物”或“要素”的人的生产作用已被利用到极限。这种状况唯有在消灭资本私有制及其无限逐利本性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解决，也唯有在这条路径中才能真正改变劳动者的绝对贫困境地，使其享有自身创造与发展带来的一切成果，包括物质、政治、精神、文化与社会等，这与当前中国“共享”发展理念具有理论的一致性。马克思指出：“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这与“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61]具有理论的一致性，即在消灭私有资本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一点上，必须具有彻底的革命性。

当废除了资本的私有制前提，资本也就失去了上述那个阶级性质，这种改变资本所有权的革命性活动在中国早已彻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已经证明这一点。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消灭了资本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前提和剥削性质，从根本上消除了劳资对立的前提，为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统一于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在共创共建基础上实现“共享”，打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若没有私有制这一资本前提的消灭，世界仍将处于劳资对立基础上创造出来的那个面貌之内，劳动者也必将继续处于马克思论证过的那个异化了的雇佣劳动之境地，又何谈共建与共享？建设是雇佣工人的事情，而享受则仅只在资产阶级内部。中国在消灭了资本的私有制前提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成就表明：资本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与劳动获得了统一性，它们不再处于对立之中，而是服务于共同的主体——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于共同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共同服务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而不再将利润增值作为唯一的动机。因为以公共资源的私有化来服务于资本的增值动机，是造成贫富差距、劳资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根源，也是市民社会自身基本矛盾反映出的根本问题。当前中国发展在彻底解决了这些问题后，就为全体人民共建与共享提供了现实的制度基础。

第二，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在描述了劳资对立视域中的劳动者的绝对贫困状况后，为未来社会发展描绘了一幅“共富”与“共享”的共产主义宏伟蓝图。“共富”是许多思想家的理论设定与发展目标，同样也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但它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中国化的表达方式，即渐进式的从“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发展进程，这为“共享”的实现提供了理论的科学性与现实的可执行性。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首次使用“小康”这一概念来表达中国的发展目标，它涵盖了党的宗旨、国家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本质以及人民对发展的期待等丰富内容。

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新的奋斗目标，这既体现出对以往发展成就的满怀信心，也反映出对未来发展的热切期待，特别是把这一目标的实现确定在2020年，更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以及在未来几年内即将成为现实的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底气。实际上，习近平早已开始思考“共享”“共富”的理论观点与实现方法，这从他“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困境的突破”^[62]等论述中就可清楚地看到。现实中，一个人人“共享”发展成果的“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到来。作为最终实现“共富”目标途中的一个具体化阶段，让“共享”成为现实并具备真实的发展基础，也使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的科学成果在中国落地生根，二者在理论与现实双重视域实现了契合。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所描绘的社会发展蓝图在当代中国即将成为现实，这意味着，经典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经由中国发展的现实历程证明的科学性，以及中国发展及其成就在前述理论指导下的现实性，二者在理论目标与现实路径等方面本质地取得了统一。

第三，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强调了劳动者在未来社会——消灭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私有制后的社会中，不仅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且在经济上实现了自由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因为资本一旦获得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不仅意味着劳资统一的虚假性，也证实市民社会的生产状况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但只要劳动的前提——资本私有制被消灭，则其异化了的“雇佣”状态也会随之消失。“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63]摆脱了资本控制的劳动者已然成为国家与社会、生产资料以及自身劳动力的主人。“共享”生产资料、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在以人民为主体与发展中心的理论视域内，与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本质相同。

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使命是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体现出的不仅是党的性质宗旨、国家发展目标，更体现出在继承经典理论基础上的创新能力，“共享”发展理念正是这理论创新能力的“当代表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没有人掉队的小康。我们到时候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贫困标准线以下，这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64]这说明党赋予了经典理论以适合“中国道路”的具体内容，在“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65]的系统论述中，以“人民”为中心，以及全体人民是“共享”主体的理念，与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所指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具有理论目标与现实路径的统一性。

我们也应看到，“共享”发展成果的最终目标是“共富”。或直接说，“共享”发展理念是“共富”最终目标在当前中国阶段化的具体内容。在“共享”的具体内容真实转化为现实、让全体人民都有“获得感”的前提下，进一步说明离“共富”目标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也说明，中国的现实发展没有停留在理论上的“总值”“人均”等界限内，给部分人民群众带来“失落感”或“被剥夺感”^[66]，从而使“共享”打了折扣。我们坚信：在“转方式、补短板”等具体措施展开的过程中，在“共享”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指导下，马克思劳动批判理论所得出的理论目标与现实蓝图在中国已成为发展现实的情况下，“共富”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5页。

[2]同上书，第414—415页。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4、67页。

[4][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8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13、509页。

[7]同上书，第206、238、21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3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69、286页。

[10]同上书，第287、481、46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64页。

[1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12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0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96—305页。

[16][德]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8、87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8、11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0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8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93页。

[21][英]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27页。

[22][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32—34页。

[23][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8页。

[24][土]丹尼·罗德里克：《经济学规则》，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50—51、71页。

[25]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6页。

[26]习近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7期。

[27][埃及]萨米尔·阿明、朱美荣：《中国在走一条独特的道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2期。

[28]孙承叔：《资本与社会和谐》，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91—92页。

[29][美]希尔顿·L.鲁特：《资本与共谋》，刘宝成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09页。(www.xing528.com)

[30]习近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7期。

[31]陈宪：《市场经济需要怎样的政治支持》，《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32][美]A.E.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蔡受百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70页。

[3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255—257页。

[34][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71—77页。

[35]同上书，第59页。

[36][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93页。

[37]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

[38][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50页。

[39]陈宪：《市场经济需要怎样的政治支持》，《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4期。

[40][英]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44—245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14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16—218页。

[43]同上书，第206页。

[44][德]马思克：《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178—179页。

[45][德]马思克：《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215、205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09页。

[47]同上书，第49页。

[48][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27、127、51页。

[49]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

[50][美]道格拉斯·多德：《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熊婴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

[5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第43页。

[52][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62页。

[53][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第124—125页。

[54]同上书，第451页。

[55]同上书，第137页。

[56][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22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5、197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06、215页。

[59][德]马思克：《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178—179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37—238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14页。

[62]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0、115、133页。

[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417页。

[64]《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0页。

[65]同上书，136页。

[66]参看何理轩：《坚持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解读之五》，《人民日报》2015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