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工业一直致力于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且迄今为止，在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工业很好地肩负着这一历史使命。资本助力的人类创新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消费需求膨胀，眼花缭乱的物质产品点燃了人们对物质生活难以控制的欲望，也使得众多工业化国家一度甚至是至今仍被归类为物欲横流之地。同时，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快速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大量排放自然界无法承载的废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失衡。一种观点将全球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物种灭失、环境恶化、生态破坏、气候变化、灾害频发等重大问题归结为工业化的直接后果。然而，工业文明固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值得肯定的是，工业生产是现代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也是物质文明的基础。在过去300余年的工业文明进程中，在工业技术、组织、制度创新的激发下，人类的创造力得以深度开发和充分释放，而人类生存的条件也有了实质性的改善，人均寿命大幅度延长，实物产品和无形服务更加丰富，交通越来越便利，信息快捷、畅通，工业文明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贡献不容置喙。
过去20余年中，由于ICT（信息、通信和技术三个英文单词的词头组合而成）技术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全球科技发展相对平缓，实体经济也因此渐失活力。与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不足形成反差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其金融部门理念、技术和机制创新十分活跃，直接推动了虚拟经济的繁荣。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世界各国反思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升级路径。发达国家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去工业化”发展后，开始意识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危害。近年来，发达国家对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结构转型新一轮密集投入的效果已初步显现，科技界波澜不惊的形势似乎正在发生令人惊喜的变化。大数据、深度学习、工业物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可穿戴设备、3D打印、无人驾驶汽车、石墨烯、基因测序（精准医疗）、量子通信、高端机器人、云服务等一批前沿科技成果纷纷走出实验室，相继步入产业化阶段。同时，不仅由颠覆性技术[2]支撑的新产业层见叠出，而且科技改变产业形态和要素组织方式的趋势也日益明朗。
纠缠，这个原本在汉语传统语境下带有些许贬义的词汇，因为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的飞跃发展转而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热词。 以往，用这个热度十足的词形容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关系似乎并不十分贴切。 然而，有别于历史上人类经历的科技革命[3]与工业革命之间存在的时滞性，今天我们面对的科技创新与新产业发展甚至是同步的、 叠加的。 因此，两者之间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 “量子态不相互独立”的 “纠缠态”来描述。
应该看到，在人类永无止境的创新激励下，实体经济领域革命性变革的一般规律在初露峥嵘的所谓 “新工业革命”中再一次被验证。在上述标志性前沿技术的支撑下，全球化、个性化制造方式将取代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定制模式，成为新工业革命的主流生产范式。 同时，产业融合不断深化，制造业服务化、智能化、绿色化趋势日益明朗。面对21世纪以来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的激烈竞争，技术和组织变革带动的新兴制造模式和商业模式又一次强有力地宣示了人类以创新突破资源桎桔的能力，以及工业领域自我调整、自我发展的内在机制。可以预见，未来的智能工厂，在更加“柔软”、开放、多元、低碳的制造网络中，个体和小微企业的创造力和活力将得以更充分地彰显和释放。“工业革命独一无二的特点，也就是说其可持续性⋯⋯”[4]从这一角度来看，新工业革命有可能成为工业文明进一步升华的有利契机。
也许可以进一步做出大胆判断，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技术和产业不再是“一元”的，更像云团般地越界与纠缠，由此推动的实体经济组织形态变革将呈现出凯文·凯利在《失控》中所描绘的“去工业化”趋势。由于新科技产业化的盲点和雷区仍然较多，核心创新的定型与关键要素的迭代似乎并不一定伴随着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剧烈变化，而会在价值实现上取得趋于多元化的进展，包括更具活力的市场主体、更为包容的全球价值链、更有弹性的商业模式、更趋开放的产业生态系统，以及更加“共享”的生活方式。
新工业革命为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重振实体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使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资源、环境和劳动力所获得的传统比较优势被进一步削弱。20世纪后发国家普遍采用大量消耗资源、不计环境成本的赶超式战略，其实施效果必将受到抑制。
面对科技创新大潮和新工业革命的影响，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工业化而言，一个更为现实的命题是如何依靠转变发展方式，以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为主要抓手，加快产业升级，将中国实体经济推向精致化、高端化、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从而以崭新的面貌迈向“制造强国”。(www.xing528.com)
无论是前沿科技还是新兴产业领域，我们习惯于强调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起点并没有太大差距，甚至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某些层面考量，这的确是事实。可是，即使同时出发，也并不意味着必然能够同步到达终点。而且说到创新，亦如熊彼特所喻：“不管把多少条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绝不能得出一条铁路。”因此，虽不排除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部分新兴领域与发达国家齐头并进，进而成为这些领域中世界领跑者的可能性，但是当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处于“纠缠”式、革命性的状态下，能否把握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的发展路径和范式，却是后发国家面临的又一次大考。
在此番大考中，改革开放近40年所积累的经验，未必能够一如既往地对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吹糠见米、令人振奋的效果。顶层设计的前瞻性和引领性、制度创新的宽度和深度、体制机制的弹性和透明度、高端要素的供给，甚至文化的进取性、先进性和包容性，这些软硬实力的塑造显然需要动员全民、全要素投入，开启新一轮一往无前的改革创新。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改革动员的难度和障碍有目共睹，这不仅挑战决策者的信心和智慧，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是在工业化的中后期落入经济增长长期徘徊不前、收入分配矛盾持续激化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能够以昂扬的姿态引领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迈入工业化、现代化强国，创造人类历史上无可复制的发展奇迹？
[1] 汇集了笔者近年来对新工业革命的影响、大数据时代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体系重构、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方向等问题“不成体系”的思考。另外，围绕美国创新创业新动向，硅谷的创新生态，经济学对新科技、新产业、新商业模式解读的滞后性等话题，笔者与中欧商学院的龚焱教授在北京和上海有过数次较为深入的交流，其中一些观点的形成始于之前几度在美国访学时双方的初步讨论。在此，感谢龚焱教授颇有启发的贡献！
[2]2013年，麦肯锡公司发布了题为《颠覆性技术：将改变未来生活、商务和全球技术的前沿技术》的报告，提出了12项将影响世界、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其中包括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下一代基因技术、自动化交通工具、能源储存技术、3D打印、先进材料、非常规油气勘探开采、可再生能源等。本书选取了其中多数技术为研究对象。
[3] 一些学者从多元化的视角讨论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不认同“科技革命”的概念，认为唯有科学才能启迪人类的思想，并具有纯粹性，而技术影响的方向并不是唯一的，甚至有可能是倒退和反动的，且其结果非技术专家可控（见刘汉俊《文化的颜色》）。另有学者指出科学与技术根本不同源，科学源自人类对自然奥秘的兴趣和精神追求，科学活动沿袭亚里士多德的遗风，以获取知识和心灵满足为终极目标，而技术源于人类生存和进化的需要，技术工具的掌握使人类从动物中分离，进而从蒙昧走向文明，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技术史（见L.S.Stavrianos《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这里的潜台词是技术必然落脚在利益。关于21世纪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及其影响的趋势，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进一步做出预判：21世纪上半叶很可能遭遇基础科学的低谷，而后会迎来技术进步的高峰，这种高峰是由加深对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技术消化而达到的。实际上，虽然不排除技术变革在特定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导向，但笔者认为把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进行区隔或将其对立起来，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体系下并不现实。从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来看，科学家和工程师应该不会满足于仅消化20世纪基础科学所取得的突破，而是从未停止迈向“基础尽头”的脚步。也许，在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之下，一代甚至几代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奋斗都有可能是徒劳的，但知难而退绝不是他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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