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产业结构转型和主导产业的形成过程中，以承充制为代表的现代专营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对19世纪中叶澳门营商环境的改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48年1月22日，按照总督通告，由理事官主持并采取公开拍卖方式进行了猪肉销售专营权的竞投，结果由义利店的华人亚颂投得，澳门专营制度的序幕由此拉开。由此伴随而生的是，一大批华人承充商以及商业寡头通过长期垄断某一商业领域，成为近代澳门华洋社会最具影响力和话语权的精英群体。
在产业结构转型和主导产业的形成过程中，以承充制为代表的现代专营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对19世纪中叶澳门营商环境的改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48年1月22日，按照总督通告，由理事官主持并采取公开拍卖方式进行了猪肉销售专营权的竞投，结果由义利店的华人亚颂投得，澳门专营制度的序幕由此拉开。1849年，专营制度迅速推及牛肉销售领域，同样由华人竞得。1850—1851年，专营制度开始推广至赌博业。[87]
客观而言，专营制度及其衍生的招投标制度，对近代澳门经济转型以及华人资本的发展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澳葡政府通过专营制度，以相对严格和规范的合同条款约束承充者，从而间接控制了澳门的垄断行业和经济命脉，达到了管治商业和丰盈财库的目的；另一方面，华人在必须接受承充条款的前提下，参与商业专营权的竞投，由此可以相对公开、公平地进入某一商业领域，并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迅速以垄断方式获取巨额财富。某种程度上说，专营制度使得殖民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演变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承充华商在资本积累和规模扩大方面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伴随而生的是，一大批华人承充商以及商业寡头通过长期垄断某一商业领域，成为近代澳门华洋社会最具影响力和话语权的精英群体。专营制度虽然被一些明智的葡人诟病，但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的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垄断组织色彩，[88]顺应了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加速了主要产业以及城市经济体的发育发展与经济转型。(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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