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人口伤亡极为严重。据顺治八年（1651）统计，全国人丁仅为10 633 326丁而已，经过顺治、康熙长达七八十年休养生息，至雍正元年（1723）全国人丁数上升到25 326 307丁之多，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全国人口突破2亿大关，到道光十四年（1834），全国人口又较乾隆二十七年番了一番，突破4亿大关。人口快速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康熙四十八年（1709），李光地指出，“米价之贵，盖因人民繁庶之故”。[112]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圣祖更明确指出，“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田少耳”。[113]乾隆十三年（1748），清政府曾开展“米粮日贵”之由大讨论。湖南巡抚杨锡绂称：“盖户口多，则需谷也多……户口繁兹，足以致米之价逐渐增加，势必然也。”[114]其他官员如两江总督尹继善、云贵总督张允随、云南巡抚图尔炳阿、湖北巡抚彭树葵以及江西巡抚、山东巡抚、河南巡抚都有人与地之关系的议论。[115]随着人口急剧增加，原有耕地已无法养活这么多的新增人口，因此无业流民大增。仅乾隆八年至十三年的短短六年间，广东、湖南之民“赴川就食者”达243 000余人。[116]乾隆年间，湖南、湖北“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117]其余进入东北、热河、内蒙、台湾流民尚不计在内。在这巨大人口压力下，康熙以后各代皇帝都认识了解决新增人口粮食问题的重要性。要解决新增人口粮食问题，除了对原有耕地进行挖潜改造，推广良种、增加投入外，主要办法是开垦更多新耕地。因此，在原有荒地复垦后，政府把开垦的对象转移到山区、边区、湖区、沙坦等未开垦土地。这些新开垦的土地对养活新增人口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为内地增加粮食供应。如郑吉士到四川乐昌后，在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招垦政策，其结果是“高原逐谷，旷土渐开”，新安插新民千余户“熙然鼓腹，足以养生而有余”。[118]江西赣州系山区，经开发后成为盛产粮食之乡，豫章、吴会“咸仰给焉，两关转谷之舟络绎不绝，即险岁亦橹声相闻”。[119]漳泉之民大量迁台后，台湾荒地进一步得到开发，号称“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120]原来开发较迟的贵州，经过清代前期开垦，变化十分显著，《黔西州志》称：“黔西从岩疆下里，而烟联万里，户积千箱，曩时所称刀耕火种之乡，今皆人浮万口，大有频书盈宁，富庶埒中州矣。”[121]《热河志》称：归化城土默特旗、河套西部和热河一带，自康熙至乾隆渐次开发，并取得很大成绩。对此，乾隆皇帝有很高评价，称“口外东自八沟，西至土城子一带皆良口，直隶、山东无业贫民出口垦种者不啻亿万，此汉唐宋明所无也”。[122]口外的开发不仅解决移民自身食粮，而且还为京师提供大量商品粮。《圣祖实录》称：“今河南、山东、直隶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大都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口外米虽极贵时，秫米一石不过值银二钱，小米一石不过值银三钱，京师亦常赖之。”[123]陕西、四川、湖北三省交界南山老林及巴山老林开发，解决了江、广、黔、楚、川、陕无业者“数以百万计”。[124]他们在这里重新找到就食安身之处。《兴安府志》称：终南山区“处处俱成村落”。[125]商州地区乾隆以后，也日渐开辟，“虽山头地角，开尽无遗”。[126]商南“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127]
尤其是山区和边区的开发，不但养活了数以百万计从“狭乡”游离出来的人口，而且也减轻了“狭乡”的粮食压力，从而使“狭乡”粮食供应趋于平稳。东南苏州、江宁、杭州、安庆、福州五府，系缺粮之区，本地所产粮食不足以供本地人民之食，不足食粮多赖于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台湾等地供给。从乾隆二十八年（1763）至光绪十年（1884）的121年间考察看，其粮价上涨是有限的。其间，涨幅最大的为江宁府，每年平均上涨粮价不过0.015两，涨幅最小的为安庆府，每年平均上涨粮价仅仅是0.006两。五府拉均扯平，每年上涨粮价仅仅是0.01两，涨幅不过是五府每年平均粮价1.973两的0.0058%。[128]参见表9。
表9 中国东南地区中米价格（1763～1884） 指数：1788-1790=100 * 单位；银两／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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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王业健，《清代粮价的长期变动》一文中《中国东南地区中米价格》。
*引者说明：各府指数，系指各府1788～1790年三年间的粮价平均数。苏州府为1.48两，江宁府为1.44两，杭州府为1.72两，安庆府为1.45两，福州府为1.77两。
就清前期而言，那时人口相对来说比嘉道以后要少，粮食需求相对少些，除灾荒地区外，一般来说粮价相对稳定，这得益于新自耕增加，以及新开垦地亩扩大，抵销部分新增人口的压力。同时，又为新增人口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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