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方学者的定义和解释，效率与公平作为矛盾的两极分别是指产出最大化和分配平均化。他们常用蛋糕或馅饼及其分配来比喻效率与公平：较高的效率表现为较大的蛋糕；公平意味着每个人分得的蛋糕大小相等。推论二者的矛盾默认一个前提：人们同时追求产出最大化和分配平均化，由此形成效率与公平两方面目标。在这个默认前提下，一些西方学者判断：不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不能保证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两方面目标，所以二者构成矛盾。
英国学者米德最早对市场经济中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问题进行系统分析。1964年，他发表题为《效率、公平与产权》的小册子，其中写到：“所谓有效，也就是说，让资源的使用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任何一个人要想使自己处境更佳，必须以使其他人处境更差为前提。”该定义就是所谓资源配置的帕累托状态，即产出最大化。这本小册子没有做出同样明确的公平定义，但在分析如何实现公平时把它理解为“收入平等化”。他强调在选择经济政策时必须牢记四项目标：（1）充分就业，（2）经济效率，（3）公平分配，（4）最优储蓄；并以一种虚拟方式分析了“目标（2）与目标（3）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即运用价格机制获得经济效率与运用价格机制达到公平分配之间的冲突”。[6]他建议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包括使财产所有权平等化、社会化，来缩小收入差距。
美国学者奥肯于1975年出版《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一书，从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分析了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他讲：“效率，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我倾向于收入上更多的平等而且是完全的、最好的平等。”“给每个公民以国家收入中平均的一份，会使每个公民加强对道德价值的认识，对公民之间互相关系的认识和对社会全体成员都有相等价值的认识。”这种公平观与西方社会长期宣扬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信条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有关。奥肯把选举表决中的一人一票与收入分配中的一人一份进行类比，都纳入平等范畴。显然，奥肯所讲的效率是指产出最大化；公平或平等主要是指分配平均化，同时也涉及政治权利和机会方面的平等。据奥肯自我介绍，他毕生都在研究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抉择问题，并由此得到某种启示，断定效率与公平也具有抉择关系：“任何坚持把馅饼等分成小块的主张，都会导致整个馅饼的缩小。”“如果平等和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平等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7]奥肯的言论在西方国家流行的一些教科书中被奉为经典，得到广泛引用。例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所著《经济学》第16版（1998年）第19章的标题为：“效率与平等——重大的抉择”（Efficiency vs.equality：the big tradeoff），这正是奥肯那本书的书名。该章引用奥肯的观点作为题记：“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我们最大的社会经济选择，它使我们在社会政策的众多方面遇到了麻烦。我们无法既得到市场效率的蛋糕又公平地分享它。”[8]
弗里德曼等人明确区分人身平等、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认为人身平等、机会均等与自由、效率之间本来没有任何冲突，只是最近几十年来（20世纪中期）把平等理解为结果均等才同自由、效率相抵触。他虚构种种情况来质疑和讽刺结果均等：给缺乏音乐才能的人最大量的音乐训练以弥补其天分不足，同时剥夺音乐天分高的青年受良好音乐训练的机会；让拳王阿里和普通码头工人拿一样的工资；要赌场里的赢家把赢得的钱还给输家以求公平；等等。[9]可见，西方学者的确是在把公平等同于平均分配的前提下使它成为同效率发生矛盾的一极。(www.xing528.com)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现实矛盾是由不同事物及其内部因素中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两个方面构成的。把效率与公平分别界定为产出最大化和分配平均化，不能说明二者构成现实矛盾。只有当社会提出并追求产出最大化和分配平均化双重目标，但又无法同时实现，才可能推论二者构成矛盾。如果这两种目标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假设，社会并没有这种追求，那么说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就属于虚构；如果社会只是追求其中一种目标，而另一种目标属于假设，也不能构成现实矛盾。西方学者并没有用事实说明社会同时追求产出最大化和分配平均化，而是默认社会追求产出最大化目标，并从所谓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信条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推论社会具有追求分配平均化的倾向，把一些国家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来缩小收入差距视为追求分配平均化的表现。他们以一种虚拟方式来构造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设想社会追求产出最大化和分配平均化，这两种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所以存在矛盾。因为前提未经证实，所以结论是不可靠的。
产出最大化依存于严格的假设条件。考虑到现代社会注重增加产出和降低消耗，可以近似地视为存在产出最大化目标，即肯定这一极是存在的。但是分配平均化作为另一极却不是客观存在。诚然，有些国家重视缩小收入差距，但不等于追求平均分配。奥肯曾用一些民意调查结果来说明在西方国家人们反对平均分配：“大家都一样，每人有一份。我不愿意这样。”[10]这种调查结果至少是部分真实的，它说明人们并没有普遍追求分配平均化，至少那些具有较强能力的人和高收入者反对平均分配。20世纪中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采取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主要目标是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也就是为了提高效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是分配平均化并没有成为各国普遍追求的发展目标。既然如此，那么用产出最大化和分配平均化来构造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就缺乏客观依据。
应当指出，奥肯等人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信条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推论社会追求分配平均化是不科学的。所谓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主要是对人身自由而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则主要是对政治权利而言。这两种平等延伸到经济领域，要求某些经济权利平等，绝不等于社会追求分配平均化。如果对分配平均化作出宽泛的解释，不是指绝对平均，而是指把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那么这样做不仅同效率没有矛盾，反而有利于提高效率。对此，下文将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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