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智能类型的重要性与成功管理相关

大部分管理人员至少符合以下6类中的一类。

局部型管理者。与具有相似背景的人共事颇有效率，但当冒险去别处工作时，往往陷入困境。雪佛兰卡车部门有一位年轻工程师，他在技术能力、人际交往技能方面的评价颇高。不久他就接到任务，到通用公司中独立的土星汽车分公司中管理一个团队。他不能适应土星汽车分公司团队工作中的高度参与模式，错误地认为其会和雪佛兰一样有恭敬有序。最终，他被遣回雪佛兰公司所属的卡车分部。

分析型管理者。通过学习大量的、精心设计的管理策略，可以系统地了解外国文化的规则和期待。分析型管理人员通常能迅速意识到自己处于陌生地域，随后探知其工作模式的本质以及怎样与之互动，这种探知通常是分阶段的。举个例子，德尔德丽是伦敦一家公司的广播总监。她的主要职责是与广播媒体所有者协商合同内容。2002年6月，公司决定所有部门必须采用单一的协商策略，而德尔德丽的职责就是要确保这项决定的实施。她不是直接与持有异议的管理人员发生冲突，而是举行了多次一对一的会议，了解他们反对的原因，把他们聚集到一起共商对策，修正协商策略，具体落实他们认为合适的条款。相对于原有策略，修改后的策略在文化上更为灵活，所以这些管理人员选择合作。

天赋型管理者。完全依靠直觉，而不需要经过系统的学习。他们的第一印象很少出错。唐纳德是联合利华公司的产品经理，他提道：“作为我工作的一部分，我必须评判大量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并且迅速弄清楚他们的需求。每当我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我会用几分钟的时间观察每个人，大致了解事情的大致情况，然后确定我应该怎样采取行动。其实我并不确定我该怎样做，但这样似乎有成效。”当面遇到不太明晰的多元文化环境而又必须进行管理时，这种天赋型管理者可能会不知所措，因为他没有随机应变的学习策略，也不能应付这些迷乱的感觉。

大使型管理者。像许多政治委派官员一样，可能并不太清楚他被委派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但他们能够肯定地、令人信服地传达出他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归属感。在我们研究过的跨国企业管理者之中，大使型管理者是最常见的类型。他们的自信心是其文化智能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些源于对其他管理者在类似情境中的成功经验的观察。大使型管理者必须持有谦卑之心，要知道自己的知识缺陷，或者说，即使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不适感，也要知道如何去避免低估那些文化差异。

模仿型管理者。如果能够洞察所发现的文化线索的重要性，模仿型管理者能很好地控制自身行为举止。模仿型管理者能让主人及宾客放松，促进沟通，建立信任。然而，他们与纯粹的仿效不同。纯粹的仿效可以理解为博取一笑的模仿。上海分部电力局的明经理说道：“当我面对外国人时，我试图使用他们的说话与互动方式。我发现诸如与他人保持合适的距离、进行眼神交流、以使他人舒适的语速说英语等简单的细节会让他们放松，沟通更顺利。用这种方法应对刚来中国的外国人很有效，因为他们一般会有些认生。”

察言观色型管理者。对文化智能三个部分的掌握度都颇高，这是一种不太常见的类型。他或她可能会被误认为这个国家的本土人士。更重要的是，察言观色者们不会引起任何麻烦，但这些麻烦对于还没有被同化的外国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得益于他们内在的能力和外在的洞察力，这些人有的能取得本土人士无法取得的成就。在我们调查研究的范本中，能取得这种非凡成就的管理人员比例大约只占5%。

奈杰尔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位英国企业家，在澳大利亚、法国、德国都开办了产业。作为外交官的儿子，奈杰尔从小游历各国。其中，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沙特阿拉伯度过的。在他几次成功的经历后，一些风投资本家要求他代表他们处理一起与巴基斯坦一家亏本企业创始人之间的业务。(www.xing528.com)

对这个创始人而言，他公司存在的第一要务就是雇佣其家族成员，其次就是雇佣拉合尔市的公民。当然了，风投资本家们不会欣赏这种做法。他们厌烦亏本，希望奈杰尔可以劝说这个创始人关闭这家企业。

在来到拉合尔市之后，奈杰尔发现家族成员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于是，他召见了几个群体领导。这些领导都同意会见一些管理人员，并且尝试让他们相信，如果潜在投资者把它看成不关心公司偿还能力的商人，这会对拉合尔市更大的群体造成伤害。奈杰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的经历让他知道伊斯兰社会中个人对更广泛群体负有责任的原则，而他出身于外交官家庭的背景让他能灵活运用这些在别人手中可能会被机械使用的原则。在这次协商中，他表现出了适合巴基斯坦环境的权威型风格。不久后，管理人员和家族成员同意关闭公司。

当然，许多管理人员都兼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类型特点。通过对超过2000名管理者的调查，我们发现比大使型管理者更为普遍的是大使型管理者和分析型管理者的结合体。来看看布伦达的例子。她是开罗一家公司的经理，非洲裔美国人。有一群年轻、友善的埃及国籍的男性在使用从说唱音乐学到的词同她打招呼时，却无意中侮辱了布伦达。

“我转过身，径直走向他们，用尽我所知道的阿拉伯语骂他们”，她说道，“骂完后，我就气冲冲地去见朋友了。”

“走了半个街区，我发觉那群年轻人被骂完后都愣住了。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可能以为自己是在用友好的方式和我打招呼。所以我又走回去和他们交谈。他们问我为什么那么生气，我解释完后，他们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于是，我们都坐下来喝茶，谈论不当的话语是多么容易造成误解。我举了许多由于方式不当或使用者的错误引起误解的阿拉伯语表达法的例子，这些表达法会产生相似的反应。我们谈论了将近一个小时，彼此都成了朋友。”

布伦达的例子说明了跨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风险性。那群年轻人试图使用一些在布伦达家乡流行的俚语来表现自己，却反而激怒了她。愤怒使她忘了自己异乡人的身份，她狠狠地骂了他们。但这责骂却不是恶意所致，而是由忽略文化引起的。对文化的盲目模仿使得这群年轻人遭此责骂。布伦达和这群年轻人一起再使用认知上的灵活和意愿，才使他们得以摆脱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