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意义对国企改革

毋庸否认，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巨大成功，是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民营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黄文夫认为，一部分新型先进的民营企业是在改革遇到困难时从旧体制母体上分离出来的，它们造就了原始的市场，并使之不断完善；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时，“计划内”的企业身不由己地进入这一市场，旧体制被削弱，反过来帮助建立新体制。^[38]然而学术界对东北地区民营经济问题进行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将东北地区畸形发展的重工业体系或国有企业比重过高的问题与民营经济壮大发展联系起来思考的专论文章更是凤毛麟角。

不过我们也看到，林毅夫在《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吉林报告》）中做了相当有价值的开创性工作（尽管该报告也遭到了一些非议和质疑）。在报告中，林毅夫和他的研究团队用其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对吉林省产业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其中就包含有发展民营经济改善产业结构的良苦用心。报告指出，东北地区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逆转，2003年以来东北振兴战略的一系列目标也基本没有实现。鉴于此，报告认为，虽然吉林省以纺织服装、家电与消费电子为龙头的轻工业集群和相应商业网络严重缺失，但符合比较优势的轻工业企业，比违背比较优势的国有重工业企业更有自生能力，轻工业增长带来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尚有巨大潜力可挖，符合比较优势的工业化顺序，必须是先轻工业充分发酵而后大力推进重工业，并估计出吉林省在提振轻纺工业短板方面有极为宝贵的五年窗口机遇期，同时给出该省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五大万亿量级产业集群。他们在报告中不无信心地写道：“吉林省如果按照前面我们所分析的，恶补轻纺产业集群的短板，按不同类型的产业狠抓因势利导，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联合发力，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一手培育本地企业一手抓招商引资，填满这五大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那么吉林省经济增长重回两位数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吉林省振兴发展，不在话下！”^[39]

虽然《吉林报告》在东北重工业历史发展视角方面的陈述有所不足，对国有企业体制改革问题只字不提也确实不甚妥当和欠缺周严，但报告对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国企改革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报告强调东北地区要优先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轻纺工业，而轻纺工业基本属于民营经济的范畴，这可以看作一种以发展民营经济改善国有企业“过重结构”的举措。跳出《吉林报告》的阈限，我们其实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维的角度来说明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对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试阐述如下几点：

第一，壮大民营经济，有利于国有企业明确公私界限，推进分类改革。

我们都知道，民营经济是以能否获取利润作为进入和退出市场的标尺或依据的，只要没有限制，资本的逐利性促使其在市场上寻找一切可能获利的机会和部门。同时，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由于外部性、垄断、公共物品、不完全信息等因素所造成的市场失灵现象，会使民营企业存在一些本身不愿进入或不应该被允许进入的领域，而这些领域才正是国有企业的运营空间。就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而言，国有企业比重过高，即使是市场有效调节的领域也会受到极大限制，公私不分和分类改革推进困难的问题就会比较严重。

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国有经济将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在其他的行业则可以允许民营经济的介入。可是虽然国资委给出了行业领域的标准，但总体来说范围的划分还都是大类划分，不够明确具体，多少有些含混其词。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是明确了范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兴产业的出现，国家的政策调整都有可能满足不了宏观经济调整的需要，不要说存在着诸多模糊的灰色地带。中国的民营经济如果能壮大发展，很多行业就能在实践中证明其是否真正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如智能手机、互联网金融、“无人机（UAV）”等行业，从而为国有企业厘清营运范围、明确公私界限，起到一种参考标准的作用。根据民营经济在市场上发展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国家通过列示清单等形式，将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部门、行业、产品甚至种类都一一标示清楚，明确市场调节失灵的领域和部门，除此之外就应当积极放开，欢迎并允许民营企业的进入。当然关于清单的列示应当是一个“技术”问题，否则，改革仍然是毫无意义的。

第二，壮大民营经济，有利于转变国企部门管理意识，提高竞争实力。

从东北重工业体系的历史渊源来看，东北产业结构调整的市场自发性相当薄弱，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和经济转变的惰性比较严重，要振兴东北经济，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官员的管理意识层面也要有积极的转变。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本身具有极强的竞争意识和开放意识，民营企业的活力可以使东北国有企业更有被动转变的可能性。张维迎、栗树和就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民营化，而民营化是改革初期地方分权引起的地区竞争的结果。^[40]不仅如此，我们也认为具有较强竞争理念的民营经济，对国有经济的管理变革和竞争力水平也会提出积极的挑战。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下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强烈刺激，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才会大幅度提高，有学者就专门为此找出了依据。^[41]相关研究还表明，民营企业拥有一定的市场力量既有助于企业创新强度的提高，也有助于自主创新比例的增加。^[42]同时，民营经济的壮大发展与科技创新，必然会激发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力从而提高其科技创新的竞争能力。(www.xing528.com)

我们知道，苏浙粤一带的经济水平较高，主要得益于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一般来说沿海地区任职的官员对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具有更为开放包容心态和更强的经济竞争意识。通过官员调任轮岗，其出台的经济政策会更符合民营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实际上，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目前东北三省的主要负责人中，现任黑龙江省省长、吉林省委书记、辽宁省省长都有从苏浙粤一带工作的丰富经验。同时，积极吸收大型民营企业的高管进入相关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工作也是很好的办法。因为处在市场经营一线的民营企业家切实了解企业发展的困境和需求，从而制定出更符合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当然，要防止以权谋私的问题。华生在复旦大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讲，就经济改革而言，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我们同样认为，如果制度设计可以做到企业和政府的和谐共生，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第三，壮大民营经济，有利于扩大国有企业对外开放，发挥区位优势。

平新乔、黄昕的一项研究表明，进入出口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出口型国有企业虽然市场份额收缩得更快，但换取了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快速提高，进而得出要继续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结论。［41］^[43]我们知道东北地区区域位置相当优越，周边既有比较落后的蒙古、朝鲜，也有发达的日本、韩国，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抛开政治因素不论，东北地区处在东北亚的腹地，可以充分发挥资源、技术、市场和交通等比较优势，打造以东北地区为核心的东北亚经济圈，充分发挥区域经济枢纽的作用，深化东北区域分工合作和东北亚区域合作。当然，在此过程中市场化的运作和民营经济的参与是最为重要的环节，民营经济敏锐的国际嗅觉和在国际市场上追风逐利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国有经济在民营经济开疆拓土的领域中积极介入，凭借国有资本还可以发挥巨大的优势。

必须注意，对外的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这毕竟会涉及政府权力和地区利益的问题，但也绝不能是口号式的。稳步加速区域开放的力度，对东北地区经济和国企的发展绝对是善莫大焉，可行的办法是，制定一个具体的十年或十五年的开放策略，就像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一样，一旦政策松绑，外来投资与民营企业便会纷至沓来，经济发展的融资困难、国有企业占比过高和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当然，东北地方政府要首先获得相应的、更多的自主权，同时立法先行，并在最大的可能限度内放开对民营经济的限制。

第四，壮大民营经济，有利于减轻国有企业改革负担，增加就业机会。

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的《人力资本报告》（2017）显示，东北地区2015年实际人均人力资本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黑龙江为21.591万元，吉林为26.153万元，辽宁为29.448万元。而同一时期的广东地区为34.063万元，山东地区为34.271万元。可见，劳动力外流与人才流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上述结果的主因。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严重滞后，造成国有企业改制分流的下岗员工无法妥善安置从而难以深化改革，加之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压力，东北地区的劳动力只有选择外流的方式。一方面，该地区弱小的民营经济无法吸纳相对而言过多的人口，只能任凭人口流失；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也不能用竞争机制分流国企员工，或无法给有能力的人才提供合适的岗位。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人口越少发生科技创新和发明的可能性就越小，由此进一步制约了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

壮大东北地区的民营经济，市场的活力就有可能被激发出来，人口与就业问题就能形成良性互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与负担就能大大减轻，甚至在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人们会自行选择创新创业来增加自主就业的机会。当然，东北地区的人力资源问题不能简单地靠出台一些政策就能解决问题，全国范围内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下的人口自由流动是关键的大背景，但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对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地区经济的向好发展，必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