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指标的确定与讨论

采取时变参数的增长模型来测算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对于基础数据质量的要求相对较高。鉴于此，有必要对测算所采用的基础指标进行深入的探讨。首先，选择的时间维度为改革开放后40年，即1978—2017年。在基准模型中，我们采用全国整体的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人口普查资料等。具体来说：

1.对产出指标的处理

产出数据，我们以1978年为基期，换算各年不变价格的GDP平减指数，并对名义GDP进行调整换算成实际产出。

2.对我国1978—2017年资本存量的估算

对于资本存量的估算，目前普遍采用的是Goldsmith（1951）提出的永续盘存法，具体表达式为：

其中Kt为第t年的资本存量，Kt-1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It表示第t年的投资，δ表示折旧率。现有的估算资本存量的研究均是在永续盘存法基础上展开的，代表如贺菊煌（1992）、Chow（1993）、王小鲁和樊纲（2000）、张军和章元（2003）、单豪杰（2008）等。但既有研究均是以1952年作为基年来测算中国整体的资本存量，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测算以1978年为基期的资本存量，具体需要交代上述几个关键指标的选择和计算。

（1）初始年份资本存量K0的确定

本章主要从1978年开始进行资本存量的估算，所以初始年份是1978年。但已有的文献多数测算资本存量初始年份从1952年开始，邹至庄（Chow，1993）、贺菊煌（1992）、唐志红（1999）、王小鲁和樊纲（2000）、张军和章元（2003）等从不同角度对初始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且差距较大。^[1]但总体来说，现有文献对1952年固定资本存量的估计值在600亿元～2000亿元（当年价）之间（此时对应的资本产出比应为0.9～3倍之间）。后续吴国培等（2015）假定1952年资本存量分别为0.8倍、1倍、1.2倍、

1.6倍、2倍、2.4倍和3倍资本产出比进行计算，发现随着时间推移，资本存量差距快速缩小。特别是从1952年到1978年经历多年后，资本存量初始较大的差距到1978年缩小到非常小。鉴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在此直接借用张军等（2004）设定1952年的初始值，并直接将1978年的资本存量设定为张军等（2004）的计算，具体值为6267亿元。

（2）折旧率δ的确定(www.xing528.com)

现有文献对折旧率的确定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假定某个特定的不变折旧率，如Young（2003）设定的6%，龚六堂和谢丹阳（2004）设定的10%；二是分不同时期设定不同的折旧率，如王小鲁等（2009）在改革开放的时点（1978年）之前和之后采取不同的折旧率；三是分省设定不同折旧率，进一步分省份时设定不同的折旧率（Wu，2007；张建华等，2012）。所以对于折旧率的选择也是莫衷一是，折旧率确定有很大的主观性。在此，借鉴张军等（2004）确定折旧率的理由、原则和方法，设定一个固定不变的折旧率，即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δ为9.6%。

（3）投资价格指数Pt的确定

由于每年投资流量数据具有不可比性，一般需要用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折算成定基的实际值，所以这就涉及投资价格指数Pt的确定和构造的问题。一般文献均采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作为合适的平减指标，但该指标1993年开始在统计年鉴中才有公布，所以该数据的时序是从1991年开始的，这就引申出来之前年份（1990年之前）对该数据的估算问题。张军和章元（2003）曾采取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全国数据进行调整，后续诸多估算均采取这种替代方法。进一步地，张军等（2004）和吴国培等（2015）在对之前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处理时，均采取的方法是，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公布的数据进行调整，即通过整理该资料中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发展速度”与“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名义增速”并进行折算，得到“隐含的固定资本形成价格平减指数”。另外画出“隐含固定资本形成价格平减指数”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在1991—2004年的折线图，两者基本重合（图2）。由此可见，1991年之前的投资价格指数由“隐含的固定资本形成价格平减指数”替代是合适的。^[2]

图2　隐含固定资本形成平减指数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统计年鉴公布的）的比较

（4）历年投资流量It的确定

已有文献对投资流量的选择，主要有积累额、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等，其中最常用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张军等（2008）曾对这几个指标从概念和内涵进行了对比，并针对已有测度中国现实，认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一个较好指标。借鉴上述思路，我们选择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作为投资流量的指标。

3.对全社会就业人口数据的调整

劳动投入通常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缺乏相应完整的数据，通常文献的做法是采用历年全社会就业人数来代替。然而由于我国统计制度衔接的问题，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全社会就业人员在1990年发生了异常波动^[3]，有必要对其进行处理。具体处理方式参考吴国培等（2015），即由于1990年的64749万就业人数为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年该数据异常的唯一可能是之前年份就业人数存在低估的问题。所以1991年之后的就业人口数据以统计局公布的为准，不予调整；1978—1990年的数据，参考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当年统计局公布的就业人口之间的差额，计算出两年低估的就业人口分别为6859万人和8009万人，然后算出低估人数的平均增速（1.96%），并考虑这一增速进行折算，再加上统计局原公布的就业人数可得1978—1990年调整后的就业人数，以此作为各年劳动力数量。

劳动力质量以每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其中对6岁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进行计算，以现行学制年数为系数，其中未上过学为0、小学文化程度为6、初中文化程度为9、高中文化程度为1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为16。然而，众所周知的原因，该数据公布仅在人口普查年度（1978年之后仅在1982、1990、2000、2010年进行过）和1987年、1995年、2005年、2015年的1%抽样调查，其他年份公布的数据为1‰人口变动调查样本数据。由于数据在个别年份存在剧烈的变化，因此以平均增长率为基础对个别年份的数据进行调整后进行我国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折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