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有效的商品价格调控？

商业通过市场自由竞争才能繁荣，如果管得太严，其发展将受到阻碍。而放任不管将会出现混乱，也会影响商业的正常发展，以至对国计民生产生不利影响。

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自由竞争。市场并非由人们主观意志所形成，也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而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生产的分工，各自产品需要交换变成商品，人们在交换商品中形成了市场。市场主要是在供求关系和价格规律的调节下，在自由竞争中不断向前发展。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我国在西周时已有较完整也较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市与坊分开，坊即居民区，市即市场，是另外划一地区建立的，并规定买卖时间，一到夜间便关市。商品价格也由市场官吏审定。对市场的管理多是采取命令手段而非经济手段，因而商人在市场上的交易，自由竞争是有所局限的。这种管理方法，一直到唐代，都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突破。到宋代才完全取消了坊市制，将市场与居民区混在一起，不限交易时间、地点，于是，商人的经营有了广阔的天地，交易也就更自由了，因而宋代的商业比以前任何时代都繁荣。而商业繁荣也就加剧了竞争，促进了商品的更快流通，城市经济也就更活跃，反过来推动农工生产的进步发展。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自由竞争是有限度的，因为在“重本抑末”思想的指导下，商品经济只不过是自然经济的补充，加上商人地位低下，在政治上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始终在官僚势力庇护下生存以求发展。也因“重本抑末”思想的影响，商业经济和自然经济往往结合一起，富商巨贾将其在商业的利润的一部分投入土地经营，从而削弱了他们在商业上的经营，影响了商业的扩大和发展。正因此，商人经营并不自由，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其竞争的作用。解放后，我国长期局限在“计划经济”的框框之内，不能发挥自由竞争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国营、集体和外资、合资、私营等企业的作用，在市场上平等自由竞争。由于允许自由竞争，谁要想竞争得胜，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质量，发挥经营管理的能力和智慧。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决定性的因素是提高科技水平。显然，自由竞争发挥了人们的才智，提高了人们的积极性和科技水平，发展了生产力，因而国内外贸易空前繁荣，经济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增长，引起了世界的注目。

但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也说明，对市场经济也不能放任自流，不然就会出现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并将损国害民。因此，国家要掌握经济调控之权，并要有调控的能力。而经济问题必须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只依靠政府命令的下达是解决不了的，而当命令违反经济的规律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抬高物价以图暴利的行为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政府调控如何运用经济手段来防止，使之不能兴风作浪，危害国计民生。李悝任战国魏国相时以“尽地力”和“平籴法”以保证物价的稳定。他认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勤。”谷“甚贵”或“甚贱”，既有求过于供或供过求关系，也有因商人抬高物价和压低物价的原因，故李悝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采取“平籴法”，按大熟、中熟、小熟以适当价格适量收购，以防谷贱伤农；在饥荒之年平价出售，以防谷贵伤民。李悝的“尽地力”和“平籴法”对后世很有影响，开创后世均输、常平仓之法，是调控物价和保障物价稳定的根本方法。

汉文帝时，商人可在全国统一的国土上自由经营，国家又不征收关税，商人贱买贵卖，大发其财。歉收之年，商人将囤积的粮食高价出售，丰收之年，商人压价收购储存，因而不是伤农则伤民。这时，发财的是商人，贫穷的是农民，农民一年辛苦劳动，即使丰收也因商人压价而所得不多，严重影响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因此，文帝采纳晁错的“贵粟”政策。晁错贵粟的办法是：一是以粟为赏罚，二是富人可以粟买爵和赎罪，因此需买粟者多而粟价贵，农民收入则增加。这样做好处有三：一是农民种田劲头高了；二是政府收入增加；三是商人买爵提高了政治地位，可说是一举三得。(www.xing528.com)

国家掌握经济调控大权必须，才能用经济手段纠正不法商人制造的混乱，引导商业向正确的途径发展。而调控经济的关键在于中央统一管理货币和贯彻执行正确的货币政策。

汉初各郡国和私人都可冶铁铸钱，因而“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这不仅使国家失去经济调控能力，经济权的分散也就导致政策的分裂，如吴王刘濞因铸钱而富甲天下，故能使“山东奸猾，咸聚吴国”，聚众叛乱。由于政府、郡国、私人都可铸钱，也造成“钱文大乱”，国家不能调控物价，对商品流通也很不利。有鉴于此，汉武帝下令严禁郡国和私人铸钱，过去所铸的钱一律作废，由国家统一铸造五铢钱，作为全国通行的法定货币。这种货币质高量足，故得到使用者的信任，对稳定物价、加速商品流通和发展生产都起了好的作用。及宋发行纸币，设立本钱，币制稳定，加速了商品在全国流通，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后政府为解决财政亏空，任意发行，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南宋后期更甚，结果是民户破产，商业萧条，国家经济混乱以至走向崩溃，直至南宋灭亡。元后期也重复这种覆辙。可见，统一管理货币和实行正确的货币政策，可有效调控经济，制止通货膨胀，繁荣商业和发展经济，否则将走向其反面。

国家调控经济，尤其是统一管理货币和实行正确的货币政策，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十分重要的，古今中外都毫不例外。尤其世界市场已形成的今天，国家、集团、地区之间的竞争更其激烈，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于世界市场之外，卷入商战的漩涡是不可避免的。要取得商战的胜利，国家经济调控更显得重要。因为这种竞争或商战不只是个人之间的事，而且关系到国家大事，这种竞争或商战实际上是国家综合力量的较量，如果国家没有调控能力，即统一的计划和统一的指挥是难于在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的，就更谈不上占领更多的份额了，也谈不上从胜利走向胜利了。

西方国家的古典经济学家是不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应“自由放任”，完全可以由一双“看不见的手”来操纵，国家政权不必干预经济生活，主张实行充分的自由竞争。他的学说不仅成为19世纪英国政府制订政策的理论基础，还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就遵循这一学说，但由于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西欧共同体日益强大，现在美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及商人都已认识到，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欧美经济管理体制，已敌不过建立在集团主义基础上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管理制度，也就是统一指挥互相协作战胜了放任自流、各自为政。因而国家调控日益加强，对于于国内如此，对国外更是如此，这具体体现在美国和欧洲各国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贸易政策以至外交政策上，都添加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内容。在对外贸易上，不仅是管理商务的官吏拼尽全力，四处奔走，与本国企业家一起开辟市场，连总统、总理们也都亲自出马、大力参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