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效率分析：中西部地区经营效率低下原因剖析

经营效率是衡量中国各个国家级高新区利用一定投入获取产出的能力，反映了高新区产业化生产和运营的效率。从表15.2可以看出，北京、长春、上海、杨凌始终处于生产前沿面，鞍山、佛山、南京、厦门、威海、海南位居第五至第十名，前10名中中西部地区只有1个，其他8个都位于东部沿海城市，说明东部地区依托完善的基础设施、充裕的人才和资金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具有重要优势。重庆、兰州、哈尔滨、绵阳、贵阳位居最后五位，均处于中西部地区，说明西部地区由于文化观念的束缚、基础设施的滞后、资金和人才的匮乏导致其经营效率低下。

表15.2　中国国家级高新区的平均经营效率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整理。

（一）中国国家级高新区总体经营效率水平

从全国高新区的均值来看，国家级高新区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营效率出现下滑，2011年刚开始止跌回稳。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自从发生金融危机以后经营绩效就一直呈现下滑，中西部地区则已经出现大幅改善。从效率均值下降的幅度来看，东部最大，为0.086；西部次之，为0.078；中部最小，为0.063。这与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紧密相关。由于中国沿边、沿海、沿江开放政策，东部和西部地区大多以出口导向，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萎缩，出口额下降，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放缓，导致经营绩效下降较大。中部地区由于与国际市场联系相较东西部地区最弱，因此受国际市场萎缩的影响有限，其效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国内市场萎缩。

从高新区所处城市的政治级别来看，位于省会或副省级城市的高新区自从金融危机以来就一直低于一般城市的高新区。考虑到省会城市或副省级城市租金、工资等物价水平的上涨，以及道路交通的饱和，导致这些地区高新区产品生产的经营活动越来越不具有竞争力。金融危机加剧了这些地区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导致其生产经营活动开始向一般城市转移。虽然近年来国家呼吁东部地区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但是由于影响到地方财政收入、企业人际关系和销售网络等，所以许多地方企业大多是在省内转移或者向高新区新拓展区域转移。以北京为例，北京中关村高新区为解决发展的瓶颈问题，不断向周边郊县拓展发展空间，现已发展成为包括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亦庄园、德胜园、雍和园、石景山园、通州园、大兴生物园等“一区十六园”的发展格局。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全国各省市不断推动一般城市高新区经营绩效提升，并超过了省会等城市高新区的经营绩效。

从高新区被认定的称号来看，由于APEC科技园区原本就发展得比较好，又由于与APEC成员体的交流合作，管理方式和生产技术得到提升，国际市场得以开拓，所以创新效率始终高于非APEC科技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与此类似，通过走向国际化，市场空间变大，总收入和盈利水平提升，导致经营效率超过非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

表15.3　中国不同类型高新区经营效率的改善

续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二）经营无效率来源分解

整体来看，中国大多数高新区无效率的主要原因是净利润的短缺，如石家庄、太原、包头、吉林、哈尔滨、南昌、淄博、郑州、洛阳、襄樊、株洲、长沙、绵阳、贵阳等地高新区，以中部高新区为主，这与前面分析的中部创新效率较低，创新能力不足有关。天津、大连、无锡、苏州、杭州、武汉、广州、深圳、珠海、南宁、桂林、成都等高新区无效率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投入过量。这些高新区主要位于东部沿海或者省会城市，由于工资水平相对中西部要高，大批劳动力涌入这些地区，造成企业大量使用劳动力，而不是依靠先进技术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与中国劳动资源丰富的自然禀赋也紧密相关。资本过剩比较严重的高新区比较少，只有西安，哈尔滨、成都、兰州等少数几个高新区。这些高新区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区，由于人力资本面临东部城市的竞争，许多城市选择投资扩张的发展模式。无效率源于总收入短缺的有保定、哈尔滨、桂林、重庆、贵阳、兰州，它们基本都位于中西部，不靠近国际市场和东部主要沿海市场，导致其总收入较其他高新区要低。

表15.4　中国国家级高新区经营无效率的来源分解

续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其中K为资产，L为年末从业人员，P为净利润，I为总收入。

由表15.4可以看出，中国高新区无效率的主要来源是净利润的短缺和劳动力的投入过剩，总收入无效率和资本投入无效率均比较小，这与前面的直观感觉相符。从区域来看，也基本呈现相同的规律，并且资本、劳动、净利润、总收入无效率来源均呈现东、中、西依次升高的格局，即东部在四个方面表现显著好于中部，中部表现又好于西部。劳动力无效率在东、中、西三地区差距相较其他三种无效率的来源最小，这说明了中国人口众多的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主要高新区普遍采用“人海战术”。

从高新区所处的城市政治级别来看，处于省会等城市的高新区除了在资本无效率方面的表现劣于一般城市的高新区之外，其他三方面的表现均好于一般城市的高新区。在省会等城市租金、工资等物价水平不断提升的经济形势下，省会城市的高新区企业不断利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同时将劳动力密集的企业向一般城市、中西部甚至东南亚转移，造成自身资本投入过剩，同时也导致一般城市劳动投入“过剩”进一步加剧，而在净利润无效率方面两者差距不断缩小，总收入无效率2009年与一般城市持平，随后两年一直高于一般城市的高新区。

从高新区认定的称号来说，APEC科技工业园区和非APEC科技工业园区无效率来源的主要差距在于净利润和总收入，两者资本和劳动力的无效率来源差距非常小。由于APEC科技工业园区增强了与APEC成员体的交流合作，开拓了国际市场，而且原本其自主创新水平较高，所以自然总收入快速提高，净利润水平也较高。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与非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过剩较严重，但是其总收入和净利润的来源也较小，究其原因主要是这类高新区主要位于东部地区，由于工资水平的提升，纷纷采取资本替代，导致资本投入相对“过剩”，而中山、威海、无锡、苏州等地高新区中许多是资本密集型的出口加工类企业，进而导致劳动剩余也较高，同时由于国际化水平比较高，所以总收入和净利润水平均好于非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www.xing528.com)

表15.5　高新区经营效率无效率分解的区域、城市级别等的差异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其中K为资产，L为年末从业人员，P为净利润，I为总收入。

（三）LTFP分解

从表15.6可以看出，中国国家级高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形势不容乐观，大多数高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为负。从分解来看，全要素生产率为负的主要原因是纯效率的衰退，规模效率和技术规模的改善效应已经非常弱小，而仅靠技术进步很难扭转整体恶化的形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已经不能再依靠粗放的规模扩张，在技术进步的同时需要不断改善高新区经营管理的方式，提高组织效率，进而提高纯效率。单独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比较靠前的是中山、大庆、佛山、鞍山、合肥、石家庄、昆明、重庆、济南、包头、襄樊等高新区，其中以东部非省会城市和中西部省会为主，这与我们前面分析的产业转移的状态相符。排名比较靠后的是惠州、珠海、南京等地，这些高新区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未能及时转型升级，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全要素生产率大幅衰退。

表15.6　国家级高新区经营效率Luenberger分解

续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如表15.7所示，从全国均值来看，验证了我们直观的印象。中国高新区2007—2011年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负，其中主要是纯效率的大幅衰退，其中虽然有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与中国高新区早期依靠规模扩张，不注重集约、节约的内涵式发展方式紧密相关。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内外企业纷纷加强科技研发，改造生产线，提高生产工艺技术水平，极大地推动了高新区的技术进步，才使高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降低太多。规模效率为负，说明整体上中国高新区已经步入规模报酬递减的阶段，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高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幅度最大，西部次之，而中部则出现较大改善。产生如此大的差距的原因主要在于东西部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纯效率下降较大，中部高新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再加上东部产业转移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推动中部地区高新区纯技术效率下降微弱，技术进步较大，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且技术规模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西部高新区规模效率远远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这主要得益于西部高新区发展起步较晚，早期规模较小，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

从高新区所处城市的政治级别来说，位于省会等城市的高新区由于生产成本的上升和早期规模的快速扩张，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纯效率和规模经济效率大幅下降，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的下降。但是由于大城市科技资源丰富，科技创新能级较强，技术进步较一般城市要大，并且技术规模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提高。一般城市由于生产成本较低，早期规模较小，随着省会城市的产业转移，不断推动技术进步，规模效率改善和技术规模提升；不过由于早期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其亦没能避免金融危机对纯效率的影响。

从高新区认定的称号来看，APEC科技工业园区和非APEC科技工业园区全要素生产率均出现大幅下降，但是APEC科技工业园区下降幅度稍微小一些，主要是因为其与APEC成员体的交流，引进了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生产工艺，纯效率下降较小，技术进步较大的缘故，不过APEC科技工业园区整体来看已经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且其技术规模呈现下降趋势。反观非APEC科技工业园区，其主要受纯技术效率下降的拖累；不过这些高新区整体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且其技术规模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善。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的视角来看，与APEC科技园区类似，不过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规模效率下降较小，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正值。

表15.7　LTFP分解的区域、城市级别等差异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四）波士顿矩阵分析

波士顿矩阵分析方法也就是四象限分析法。我们根据各国家级高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营效率可以将其分成四类，如图15.1。从整体来看，中国高新区的形势不容乐观，大多数高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为负，说明中国高新区转型升级刻不容缓。位于第一象限（右上）的高新区为高经营效率—高全要素生产率，属于此类的高新区一共有12个。这些高新区不仅现在发展得较好，而且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它们以中西部省会城市和东部一般城市的高新区为主，其主要是由于这些高新区发展规模较东部省会城市小，改进空间较大，随着产业转移的深入进行，带动这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效益的改善。处于第四象限（右下）的高新区一共有16个。它们拥有辉煌的过去，但是由于经营成本的上升、转型升级的滞后、科技进步的缓慢等原因导致其全要素生产率为负，未来如果不能淘汰落后产能、转移粗放式产业、转向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将会步入落后者的行列。第二象限（左上）的高新区一共有8个，以中西部城市为主。它们虽然现在经营绩效比较低，但是随着中西部的开发开放和产业转移的深入发展，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带动下将推动经济效率的持续改善，最终迈入第一象限的行列。第三象限（左下）的高新区一共有18个，是高新区个数最多的一类，这类高新区一方面经济绩效较差，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为负，基本处于淘汰的位置。这类高新区中兰州、绵阳、保定、哈尔滨等地高新区是由于区位、产业基础等原因经济基础较差，新一轮产业转移又不是焦点，导致其经营效率和生产率均比较低。另一类如广州、淄博、成都、苏州则是由于金融危机冲击、转型升级滞后等原因导致其从第一象限或第四象限退化过来的。

图15.1　高新区经营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士顿矩阵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