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中国和日本的家具制作技艺差异探析

中国和日本的家具制作技艺差异探析

时间:2023-06-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们已无从了解,中国人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仪典或日常家具的。从这座石膏模型中能够看出,作为中国人的邻居,印度人在公元纪年的早期便已开始在宗教建筑和宫殿的木制品中用木雕表现人和动物的形象。我们在当今中国人身上看到的技艺——他们使用木料、象牙和石材时显示出的那份令人称奇的灵活与熟练,很可能传承自他们的祖先。

中国和日本的家具制作技艺差异探析

我们已无从了解,中国人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仪典或日常家具的。我们也无从得知中国人是否像古亚述人和古埃及人一样,拥有过一段包含细木工、雕刻和装潢艺术的古代中国文明——很可能是有过的;印度博物馆[1]中展览的石膏模型再现了桑吉佛塔(Sanchi Tope)的装饰石门,佛塔位于印度中部的中央邦首府鲍帕尔市。从这座石膏模型中能够看出,作为中国人的邻居,印度人在公元纪年的早期便已开始在宗教建筑和宫殿的木制品中用木雕表现人和动物的形象。我们在当今中国人身上看到的技艺——他们使用木料、象牙和石材时显示出的那份令人称奇的灵活与熟练,很可能传承自他们的祖先。

苏格兰裔瑞典籍建筑师威廉·钱伯斯爵士(Sir William Chambers)曾于十八世纪上半叶游历中国。正是他,为英国的家具和装潢带来了“中国风格”,这种风格被齐本德尔和其他工匠所采用,本书第七章会对此进行介绍。爵士用以下文字描述了他在“繁花之地”见到的家具:

“厅堂中的陈设包括椅、凳和桌,材料有玫瑰木、乌木漆器;也有纯用竹材的,材料便宜,效果却利落美观。木质家具中,凳面往往是大理石或瓷质,虽然坐上去很硬,在夏天极为炎热的地方倒也不失舒适。房间的角落里摆放着四五英尺高的托架,上面或供着盛满佛手柑或其他香果的盘子,或放着插有珊瑚枝杈的瓷瓶,摆着球形玻璃金鱼缸,缸中插着某种很像茴香的草;在专为摆放装饰品的桌子上,人们还会放置盆景,其中有石头、灌木,还有某种生长在水中鹅卵石间的兰花。有时也会摆放人造盆景,材料有象牙、水晶琥珀珍珠和各类宝石。我曾见过一些价格超过300基尼的假盆景,但那不过是廉价的小玩意儿,是对自然的拙劣仿冒。除了盆景之外,他们还会摆上几个自己珍视喜爱的瓷瓶、小铜瓶来装点桌子。这些瓶子大体线条简单,形状悦目。据中国人说,这些器物制造于两千年前,出自名士之手,人们对这样的古董真品(有大量仿冒品滥行于市)出手极为阔绰,有时一件的价格能超过300英镑

“折叠门组成的隔断划分了卧室和客厅,天气炎热的夜里,折叠门会收起以便空气流通。卧室很小,除了床和一些上过清漆、用以存放衣物的箱柜,此外再无别的家具。床十分富丽堂皇,床架与欧洲床架十分相似,用材为玫瑰木,或雕花,或上漆;帘幔用塔夫绸或薄纱,颜色一般或蓝或紫,有时以金线绣花。靠近床顶处绕一圈白缎制的衬帘,一英尺宽,上面分格分屏地描绘着不同的图案——花卉、风景、描绘人物对话场景的风俗画,点缀以印度乌墨和朱砂写就的箴句寓言。”

十四世纪或十五世纪的旧画作和雕刻品,能够使人对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家具形成初步的认识。十九世纪民族史研究学者拉西内(阿尔伯特-查理-奥古斯特·拉西内,Albert-Charles-Auguste Racinet)在他的《服饰历史大全》一书中,复制了这样一幅画作。画中有一位中国公主靠在卧榻上,可见稍作装饰的乌木榻架,长榻上有刺绣华美的织物软包,这个富有艺术气息的民族自古就以其非凡的绣品而闻名。一位侍从站在公主身旁,正递给她一柄大烟枪,用以排解日子的单调沉闷。公主的一只手臂搁在榻上的小木桌(或小架子)上,小桌上还摆着一个花瓶和一个烟枪托。在另一幅古画中,两个人物坐在席垫上,玩一种类似于黑白双陆棋的游戏,在一个画着黑白方格的小桌上移动棋子,看上去像现代象棋的棋盘。桌脚带造型,高度恰好适合两位棋手下棋;地板上摆放着茶杯,可随心取饮。这样的画作所属时代一般归为十五世纪,正值明朝,应该正是中国文化和品位得到提升的时期。

5-2 中式描漆屏风纹样(藏于南肯辛顿博物馆)

从这一时期至后一个世纪(十六世纪),中国还出产美丽的漆木橱柜,饰以象牙、珍珠母贝和银,乃至金子。偶尔有一些这样的橱柜被带到了英国。但是这个时期和十七世纪的此类古董真品数量极少,价值极高。

欧洲常见的中国早期家具制造于十八世纪,多为荷兰人下单定制进口的。这解释了家具设计中有趣的东西风格糅杂;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屏风——画面是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城市风景(照着专为绘制屏风送去的西洋绘画临摹的);框架却是玫瑰木雕以竹子回纹花样,典型的中式风格。也有精雕细刻的床架、桌子和橱柜,装配着染成深色的白蜡木嵌板,描绘狩猎场景。其中人和马都是象牙做的,或者以象牙制成脸和四肢,服饰则主要由染成棕色的木料做成。

南肯辛顿博物馆收藏着一张十分漂亮的桌子,据说制造于交趾支那(今越南),装饰中大量使用了珍珠母贝来制造华丽的效果。

已故的爱丁堡公爵从中国和日本带回的家具都有着舶来品的常见特点。后文中对印度或孟买家具的评述,也适用于这类欧洲设计融合中式细节的作品。

中国和日本在装饰家具方面最为称道的制品便是美丽的漆器。在下一章对法国十八世纪家具的研究中,我们就会看到这道工序在荷兰、法国和英国或成功或失败的应用。

不过本章还是有必要将上漆工序写得详细一些。

十九世纪法国学者阿尔伯特·雅克马特先生(Albert Jacquemart)描述了这道工序在中国是如何操作的[2]

木材刨平滑后,以薄纸或丝质薄纱包覆。磨成粉末的红色砂岩和牛胆混合,在表面铺上厚厚一层。晾干后,将这层材料用蜡抛光打磨,也可以浇上胶水使粉末材料得以固定。上清漆要用平刷,清漆上好后将木料放在热湿空气对流干燥室中,再从这里传入工匠手中。工匠会将其打湿,用纹理细腻的软陶片,或木贼草(也叫笔头草)的茎秆,再次打磨表面。打磨后刷上第二层漆,待干后再次抛光。以上步骤多次重复,直至漆面完全光滑亮泽。层数不会少于三层,也很少超过十八层,然而据说一些中国古代漆器和一些日本器物上漆层数能超过二十层。不过在中国,这么多层漆似乎是非常少见的——卢浮宫中珍藏着一件传奇的‘六层’(lou-tinsg,音译),顾名思义,这件物品一共上了六层漆。这证明即便是只刷六层漆的物品也已足够稀少,值得特别一提。”

就像不同等级的嵌木细工之间存在极大差别一样,不同种类和质量的漆工之间也差距甚大。最受赞誉的莫过于金胎描漆器物。路易十五时期,日本亲王们送给一些荷兰官员的摆件便是第一批抵达欧洲的金胎漆器。在金底上描漆的手法在家具上十分少见,一般只应用于那种迷人的小盒子上,并点缀极少量银箔,或饰有工艺精湛的小型风景和人物,画面部分为哑金,部分为高度抛光的金,使得漆器的光泽更加出众。金匠大师皮埃尔·古蒂埃(Pierre Gouthière)曾亲手将这类美丽的小型漆工饰片镶嵌在一些为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定制的上等家具上面。

砂金漆[3]在颜色上很像闪着金光的棕红色砂金石(或称日长石),砂金漆便由此得名。砂金漆还有一种稍欠精细的预制品,常被用来装饰橱柜小抽屉的内表面。另有一种漆工,底色为黑色,漆描风景以金线勾勒,笔触细腻,鲜明美丽。皇家御用家具师让-亨利·里厄泽纳(Jean-Henri Riesener)曾使用过这样的描漆作品,并由古蒂埃装配在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制作的一些最为贵重的家具上。卢浮宫里收藏着若干件这样的家具。这种漆工的质量参差不齐,在橱柜、折叠屏风、保险箱、桌子、展示架和其他装饰家具中都能看到。有时在嵌入珍珠母贝时,工匠会在母贝反面涂上透明彩色,使装饰感更强烈更鲜明。在表现鸟类羽毛或鲜花时,中国和日本的工匠都会使用这种技巧,将美丽的花朵和鸟儿的羽毛表现得栩栩如生。

南肯辛顿博物馆收藏着一座稍晚时期的中国描漆屏风,这是一件十分杰出的作品,共有十二屏,皆为10英尺高,完全展开后有21英尺长。屏风两面皆装饰精美,黑色底色衬托着各式彩色或镀金的凹雕和浮雕。华丽的屏风边框饰有宗教符号和其他各种图案。购买这件屏风花了1000英镑。博物馆中还藏有一些十分华美的椅子,是现代的中国作品,用料为棕色木材,很可能是柚木,镶嵌有精致的珍珠母贝。这些椅子曾于1867年在巴黎世博会上展出。

对于日本工艺美术的早期历史我们所知甚少。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游历日本时究竟见到了什么样的家具,没有任何记录。十六世纪时,耶稣会信徒在日本取得了一席之地,将一些日本家具运送回了英国;而在那之前恐怕从未有过日本制造的家具抵达过欧洲。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的日本漆器极为精美;我们有理由猜测,日本人一定花了很长时间去尝试和实践,才得以彻底掌握很可能是传自中国的漆器工艺。

闻名遐迩的漆器中除了大小橱柜箱匣以外,别的家具似乎很难得见。后来,日本人逐渐喜欢上模仿欧洲习俗风尚;但在此之前他们似乎习惯于坐在地垫上,配合几英寸高的小矮桌。卧室里甚至没有床架,只有轻巧的床垫,既当床架又当床铺。

上漆的过程前面已有描述。在第六章中,读者将会看到此类装饰材料如何通过荷兰抵达法国,再被装配到当时的“豪华家具”上面。早年间,除了这些家具,以及德累斯顿的日本宫中那套著名的瓷器藏品以外,这个富有艺术气息的民族的艺术品恐怕绝少有出口外流的。直到1858-1859年间,额尔金和金卡丁伯爵[4]海军准将佩里(Commodore Perry)的航海远征敲开了日本的大门,加之有驻日本领事阿礼国爵士(Rutherford Alcock)的古董知识和相关研究,日本工艺作品这才开始出口。阿礼国爵士在增进我们对日本工艺美术的了解上做出了卓著的贡献,毫不夸张地说,就英国而言,他是第一个引进日本帝国家具的人。

明治维新,以及日本800余年的封建制度的瓦解,都随着天皇的登基画上了句号。1867年,幕府大将军献出他那有名的珍藏,在巴黎拍卖以筹集资金支持他与大名之间的内战消耗。那之后开始有更多精良的日本器物出口至巴黎和伦敦。然而自1874年起,真正精美的古董几乎完全停止了外流。于是质地低廉、工艺粗糙的次品得以进口,在缺少上等品的欧洲市场大行其道,好满足潮流时兴带来的需求。鼎盛时期有旧制度下的王宫贵族资助支持,得以留下许多大师佳作。如今日本政府急切想要回收这样的名家作品,便在东京建立了博物馆。大量曾经流入欧洲售卖的精美漆器被回购作为珍品在这里展出,供本国工匠临摹参考,从而有助于恢复日本古有的赫赫声名。

南肯辛顿博物馆中藏有一件十分美丽的日本雕漆箱匣,制造于日本艺术的黄金年代——约十七世纪初。它曾属于拿破仑一世,后在汉密尔顿宫拍卖中以722英镑的价格被买走。箱子大约3英尺3英寸长,2英尺1英寸高,本来的用途是装佛书经卷的书箱。表面以最精细的手工展现了日本某座皇宫的内景和一个狩猎场景。这件美丽的漆镶作品上用到了珍珠母贝、金银和砂金石作为装饰材料,箱锁的金属加工则代表了最上乘的锁片装饰工艺。

5-2 中式描漆屏风纹样(藏于南肯辛顿博物馆)(www.xing528.com)

从这一时期至后一个世纪(十六世纪),中国还出产美丽的漆木橱柜,饰以象牙、珍珠母贝和银,乃至金子。偶尔有一些这样的橱柜被带到了英国。但是这个时期和十七世纪的此类古董真品数量极少,价值极高。

欧洲常见的中国早期家具制造于十八世纪,多为荷兰人下单定制进口的。这解释了家具设计中有趣的东西风格糅杂;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屏风——画面是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城市风景(照着专为绘制屏风送去的西洋绘画临摹的);框架却是玫瑰木雕以竹子回纹花样,典型的中式风格。也有精雕细刻的床架、桌子和橱柜,装配着染成深色的白蜡木嵌板,描绘狩猎场景。其中人和马都是象牙做的,或者以象牙制成脸和四肢,服饰则主要由染成棕色的木料做成。

南肯辛顿博物馆收藏着一张十分漂亮的桌子,据说制造于交趾支那(今越南),装饰中大量使用了珍珠母贝来制造华丽的效果。

已故的爱丁堡公爵从中国和日本带回的家具都有着舶来品的常见特点。后文中对印度或孟买家具的评述,也适用于这类欧洲设计融合中式细节的作品。

中国和日本在装饰家具方面最为称道的制品便是美丽的漆器。在下一章对法国十八世纪家具的研究中,我们就会看到这道工序在荷兰、法国和英国或成功或失败的应用。

不过本章还是有必要将上漆工序写得详细一些。

十九世纪法国学者阿尔伯特·雅克马特先生(Albert Jacquemart)描述了这道工序在中国是如何操作的[2]

“木材刨平滑后,以薄纸或丝质薄纱包覆。磨成粉末的红色砂岩和牛胆混合,在表面铺上厚厚一层。晾干后,将这层材料用蜡抛光打磨,也可以浇上胶水使粉末材料得以固定。上清漆要用平刷,清漆上好后将木料放在热湿空气对流干燥室中,再从这里传入工匠手中。工匠会将其打湿,用纹理细腻的软陶片,或木贼草(也叫笔头草)的茎秆,再次打磨表面。打磨后刷上第二层漆,待干后再次抛光。以上步骤多次重复,直至漆面完全光滑亮泽。层数不会少于三层,也很少超过十八层,然而据说一些中国古代漆器和一些日本器物上漆层数能超过二十层。不过在中国,这么多层漆似乎是非常少见的——卢浮宫中珍藏着一件传奇的‘六层’(lou-tinsg,音译),顾名思义,这件物品一共上了六层漆。这证明即便是只刷六层漆的物品也已足够稀少,值得特别一提。”

就像不同等级的嵌木细工之间存在极大差别一样,不同种类和质量的漆工之间也差距甚大。最受赞誉的莫过于金胎描漆器物。路易十五时期,日本亲王们送给一些荷兰官员的摆件便是第一批抵达欧洲的金胎漆器。在金底上描漆的手法在家具上十分少见,一般只应用于那种迷人的小盒子上,并点缀极少量银箔,或饰有工艺精湛的小型风景和人物,画面部分为哑金,部分为高度抛光的金,使得漆器的光泽更加出众。金匠大师皮埃尔·古蒂埃(Pierre Gouthière)曾亲手将这类美丽的小型漆工饰片镶嵌在一些为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定制的上等家具上面。

砂金漆[3]在颜色上很像闪着金光的棕红色砂金石(或称日长石),砂金漆便由此得名。砂金漆还有一种稍欠精细的预制品,常被用来装饰橱柜小抽屉的内表面。另有一种漆工,底色为黑色,漆描风景以金线勾勒,笔触细腻,鲜明美丽。皇家御用家具师让-亨利·里厄泽纳(Jean-Henri Riesener)曾使用过这样的描漆作品,并由古蒂埃装配在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制作的一些最为贵重的家具上。卢浮宫里收藏着若干件这样的家具。这种漆工的质量参差不齐,在橱柜、折叠屏风、保险箱、桌子、展示架和其他装饰家具中都能看到。有时在嵌入珍珠母贝时,工匠会在母贝反面涂上透明彩色,使装饰感更强烈更鲜明。在表现鸟类羽毛或鲜花时,中国和日本的工匠都会使用这种技巧,将美丽的花朵和鸟儿的羽毛表现得栩栩如生。

南肯辛顿博物馆收藏着一座稍晚时期的中国描漆屏风,这是一件十分杰出的作品,共有十二屏,皆为10英尺高,完全展开后有21英尺长。屏风两面皆装饰精美,黑色底色衬托着各式彩色或镀金的凹雕和浮雕。华丽的屏风边框饰有宗教符号和其他各种图案。购买这件屏风花了1000英镑。博物馆中还藏有一些十分华美的椅子,是现代的中国作品,用料为棕色木材,很可能是柚木,镶嵌有精致的珍珠母贝。这些椅子曾于1867年在巴黎世博会上展出。

对于日本工艺美术的早期历史我们所知甚少。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游历日本时究竟见到了什么样的家具,没有任何记录。十六世纪时,耶稣会信徒在日本取得了一席之地,将一些日本家具运送回了英国;而在那之前恐怕从未有过日本制造的家具抵达过欧洲。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的日本漆器极为精美;我们有理由猜测,日本人一定花了很长时间去尝试和实践,才得以彻底掌握很可能是传自中国的漆器工艺。

闻名遐迩的漆器中除了大小橱柜箱匣以外,别的家具似乎很难得见。后来,日本人逐渐喜欢上模仿欧洲习俗风尚;但在此之前他们似乎习惯于坐在地垫上,配合几英寸高的小矮桌。卧室里甚至没有床架,只有轻巧的床垫,既当床架又当床铺。

上漆的过程前面已有描述。在第六章中,读者将会看到此类装饰材料如何通过荷兰抵达法国,再被装配到当时的“豪华家具”上面。早年间,除了这些家具,以及德累斯顿的日本宫中那套著名的瓷器藏品以外,这个富有艺术气息的民族的艺术品恐怕绝少有出口外流的。直到1858-1859年间,额尔金和金卡丁伯爵[4]海军准将佩里(Commodore Perry)的航海远征敲开了日本的大门,加之有驻日本领事阿礼国爵士(Rutherford Alcock)的古董知识和相关研究,日本工艺作品这才开始出口。阿礼国爵士在增进我们对日本工艺美术的了解上做出了卓著的贡献,毫不夸张地说,就英国而言,他是第一个引进日本帝国家具的人。

明治维新,以及日本800余年的封建制度的瓦解,都随着天皇的登基画上了句号。1867年,幕府大将军献出他那有名的珍藏,在巴黎拍卖以筹集资金支持他与大名之间的内战消耗。那之后开始有更多精良的日本器物出口至巴黎和伦敦。然而自1874年起,真正精美的古董几乎完全停止了外流。于是质地低廉、工艺粗糙的次品得以进口,在缺少上等品的欧洲市场大行其道,好满足潮流时兴带来的需求。鼎盛时期有旧制度下的王宫贵族资助支持,得以留下许多大师佳作。如今日本政府急切想要回收这样的名家作品,便在东京建立了博物馆。大量曾经流入欧洲售卖的精美漆器被回购作为珍品在这里展出,供本国工匠临摹参考,从而有助于恢复日本古有的赫赫声名。

南肯辛顿博物馆中藏有一件十分美丽的日本雕漆箱匣,制造于日本艺术的黄金年代——约十七世纪初。它曾属于拿破仑一世,后在汉密尔顿宫拍卖中以722英镑的价格被买走。箱子大约3英尺3英寸长,2英尺1英寸高,本来的用途是装佛书经卷的书箱。表面以最精细的手工展现了日本某座皇宫的内景和一个狩猎场景。这件美丽的漆镶作品上用到了珍珠母贝、金银和砂金石作为装饰材料,箱锁的金属加工则代表了最上乘的锁片装饰工艺。

5-3 日本造红色雕漆橱柜。时期: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

1900年故去的维多利亚女王次子萨克森-科堡公爵(Duke of Saxe Coburg)的收藏中有过几件上等漆器,分别来自中国和日本。几年前这几件漆器被运到克拉伦斯宫,彼时笔者曾有幸为公爵殿下提供有关漆器摆放安排的建议。其中最古老的一件是一张天皇赠予公爵的阅读台,台面倾斜,可置书本,很像普通的阅读架,但装饰迷人。台面平整部分以描漆绘制景物风光;较小的部件则饰有涂漆镀金的花卉和四叶草菱格浮雕纹样。这张阅读台制造于十六世纪。额尔金和金卡丁伯爵、享有英国功绩勋位——巴斯高级勋位爵士的阿礼国爵士、收藏了大量远东瓷器的乔治·索亭先生(George Salting)、英国陆军元帅高夫子爵(Hugh Gough),以及其他著名艺术爱好者的收藏中,包含着一些堪称十七、十八世纪日本艺术品黄金时代典范的作品。

中国人和日本人将古怪奇趣的雕刻带到了家居装饰之中,有精彩绝妙的神龙,也有稀奇非凡的精怪,特别是古庙中的装饰木制品,只有那些长于精妙设计且技法娴熟的大师才能完成。他们的报酬相较于我们欧洲的观念水平又是如此低廉,这使得在其他条件下本不可能完成的作品得以在他们手中产生。如果把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家具装饰做比较,可以说日本人在设计和整体装饰上比中国人显得更加怪诞和异想天开。日本的细木工是无法超越的,他们的栅格制品,无论是设计还是工艺技巧都令人赞叹,大多显得古雅而又复杂精密,只有靠近观察才能将这些栅格与细雕回纹网格区分开来。

5-3 日本造红色雕漆橱柜。时期: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

1900年故去的维多利亚女王次子萨克森-科堡公爵(Duke of Saxe Coburg)的收藏中有过几件上等漆器,分别来自中国和日本。几年前这几件漆器被运到克拉伦斯宫,彼时笔者曾有幸为公爵殿下提供有关漆器摆放安排的建议。其中最古老的一件是一张天皇赠予公爵的阅读台,台面倾斜,可置书本,很像普通的阅读架,但装饰迷人。台面平整部分以描漆绘制景物风光;较小的部件则饰有涂漆镀金的花卉和四叶草菱格浮雕纹样。这张阅读台制造于十六世纪。额尔金和金卡丁伯爵、享有英国功绩勋位——巴斯高级勋位爵士的阿礼国爵士、收藏了大量远东瓷器的乔治·索亭先生(George Salting)、英国陆军元帅高夫子爵(Hugh Gough),以及其他著名艺术爱好者的收藏中,包含着一些堪称十七、十八世纪日本艺术品黄金时代典范的作品。

中国人和日本人将古怪奇趣的雕刻带到了家居装饰之中,有精彩绝妙的神龙,也有稀奇非凡的精怪,特别是古庙中的装饰木制品,只有那些长于精妙设计且技法娴熟的大师才能完成。他们的报酬相较于我们欧洲的观念水平又是如此低廉,这使得在其他条件下本不可能完成的作品得以在他们手中产生。如果把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家具装饰做比较,可以说日本人在设计和整体装饰上比中国人显得更加怪诞和异想天开。日本的细木工是无法超越的,他们的栅格制品,无论是设计还是工艺技巧都令人赞叹,大多显得古雅而又复杂精密,只有靠近观察才能将这些栅格与细雕回纹网格区分开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