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消逝：家庭模式变革与资本主义的影响

20世纪最后20年，关于童年消逝的论述大量出现，主要观点包含三个方面：

其一，现代童年所依存的家庭模式的变革。19世纪以来所确立的现代主义儿童观，建立在以传统核心家庭、男女分工为基础的父权制基础上，“在工业社会中历史预定的社会形式主要指阶级、核心家庭、性别地位。这三个要素是工业社会的基础”，工业化的雇佣劳动预设了性别角色的分工——男性外出工作，女性操持家务，儿童上学读书，没有这种性别角色分工就不会形成传统的核心家庭，没有核心家庭，就不会有资产阶级工业社会的生活与工作模式，“换句话说男女不平等造就了工业社会的成功”^[18]。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强调放松管制、资本外移、工厂外迁，激发劳动力市场从传统工业部门提供就业的传统中转型，带来失业、兼职和弹性工作的增长，加之避孕措施的普及、教育的普及，使得女性从传统工业化的附属命运中解放出来，不断加入劳动力市场。女性的解放导致传统家庭的解体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进而动摇了工业社会的根基。在美国，15岁以上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在19世纪末低于5%，到1940年是14%，1950年至1980年间则从22%上升到62%。在英国，15岁以上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在1911年为9.9%，到1951年为23.6%，1981年至1998年间从60%提升到74%。^[19]女性参与就业带来家庭结构的巨大变化：离婚率的上升、生育率的下降和非婚生儿童比例的提高。在英国，20世纪70年代末，非婚生儿童比例为10%，1991年间增至30%，如今，这一比例为46%。^[20]“20世纪象征工业社会的现代核心机构已经脱嵌和空心化”^[21]，家庭的碎片化是典型例子，现代工业社会所确立、形成和维持的家庭模式已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多元化、复杂化家庭形式，同居，非婚生育，再婚，单亲家庭，同性婚姻，核心家庭向不明家庭转型。不明家庭使得传统依赖父母的“脆弱”儿童表现出多元的面貌，带来成人与儿童边界的模糊。“倘若给予儿童一个适当的条件，他将能够形成一种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的能力水平，这是在传统的家庭环境中难以仿效的。儿童不得不发展各种能力去应对多样的社会环境，习得与父母打交道时所需的外交手段、保密原则、审慎应对以及圆滑世故。”^[22]

其二，技术的创新消除了儿童与成人的区别。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提出，印刷术的产生导致儿童与成人的分野，而电视的产生则消灭了这种差别。一方面，电视文化使儿童与成人趋近于无差别。以前由于文化的传播借助于文字，而学习文字是困难的事，具有阅读能力的成人独占文字和文化，而儿童则要经过专门的学习训练才能掌握文字向成人期迈进，其过程需要经过注意力集中，养成分析性概念性的思考等努力。印刷文化造就了成人与少年的区别。但看电视不需要任何技能或态度，任何人都可以简单利用，有同等的开机能力。“电视传播的信息是一种无须分辨使用权的形式，这就意味着电视节目不需要以儿童和成人来进行分类”^[23]。另一方面，电视不仅是成人世界的表演舞台，更暴露成人生活的全貌，儿童由此得知成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儿童不再从成人的世界里排除。“电子媒介完全不可能保留任何秘密。如果没有秘密，童年这样的东西当然也就不存在了。”^[24]“电视网络将儿童暴露于成人影像和刺激世界中，威胁到童年概念的道德和社会整体性。童年被建构为危险的和求知的：儿童会模仿媒体上的暴力，而且当他们对性、经济、战争和政治世界的知识越熟悉，也会变得更加乖戾、世故和老成。”^[25]此外，犯罪率的高涨与青少年密不可分，战后的婴儿潮一代成长在富裕的消费主义文化之中，为犯罪潮提供了大量新鲜血液。青少年犯罪率的高涨，尤其是暴力犯罪和累犯，使成人对儿童的观念发生很大改变，“在1950年到1979年之间，儿童所犯重罪的比率增加11%”^[26]，“纯洁无邪的天使”已经被“小恶魔”取代。儿童支持开始从福利转向控制。(www.xing528.com)

其三，经济全球化产生大量童工。工作与游戏的区别是成人与儿童的重要差异，儿童远离成人工作场所，享乐于家庭和学校，是现代童年的重要标志。新自由主义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大量跨国公司通过海外投资，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寻求廉价的劳工资源和新市场。在这些国家，受制于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匮乏，许多贫困家庭的儿童被迫卷入非法地下经济，产生大量童工。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15世界童工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有1.68亿童工，占世界儿童总数的11%，其中在恶劣环境中工作的儿童占了一半以上。儿童与成人一样受制于全球资本主义，展现出与西方童年模式迥然相异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