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设立古今图书集成馆（以下简称集成馆）编纂《集成》，在中国历代典籍编纂史上有清晰的脉络可寻，甚至可以说直接继承了中国历代官方开馆修书的传统。回溯历史，官方修书在中国典籍编纂史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官方修书机构的设立则标志着官方修书体制的成熟和完善。先秦到东汉初年，没有专门的修书机构，当时的史官负责记录时事、起草文书、编纂典册等[1]，他们是最早从事修书活动的群体，他们的修书行为被认为是“古代设馆修史制度的发轫”[2]。东汉明帝时期，兰台与东观成为国史著作之所，具有官方修书机构的雏形。刘知幾就说：“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斯则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3]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初置秘书监官”[4]，“秘书监”既是职官之称，又是修书机构，集藏书、著书于一身。东汉以后，统治者对修书愈加重视，官方编纂典籍不断走向繁荣，也带动了修书机构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西晋时期的“秘书局”、南北朝时期的“秘书省”“文林馆”和“麟趾馆”等大都具有官方修书机构的性质。唐武德年间，依然沿袭前代旧制，秘书省负责官方修书活动，“因旧制，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5]，“秘书监之职，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有二局：一曰著作，二曰太史，皆率其属而修其职。”直到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始设史馆于禁中，将史馆独立出来，专修国史，“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6]至此，史馆由原来仅仅是对著作局的称呼，一变而为组织严密的实体修书机构。宋代，分置有史馆、国史院、实录院、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玉牒所、会要所等常设和临时性修书机构。[7]元初，置国史院，后改为翰林兼国史院，并定国史院官制。明代，因袭前元之制，史馆隶属翰林院，分为十馆。在官方修书机构的演变过程中，“唐以后，更形成了以国史馆、实录馆这些常设修史机构为基础，以其他各种临时性史馆相配合的修史体制”[8]。总体而言，在历代典籍编纂过程中，官方修书机构既有私人编纂者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能最大限度地动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官方资源完成典籍编纂，又在把控典籍编纂的学术导向、体现官方政治意志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国古代编纂的典籍中，类书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资料汇编性工具书，是不容忽视的文献种类。类书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就其特点和功用而言，兼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性质，胡道静对此有精到的归纳：“我国古代类书是‘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综合体。”[9]关于历代类书数量的统计，到现在为止，尚未有比较精确的统计数字。仅以收录和存目的《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情况看，所收各代类书共282种。张春晖在《类书的范围与发展》一文中根据初步调查，统计历代类书数量为497种[10]；张涤华在《类书流别》一书中专门列类书“存佚”一章，统计为723种[11]；赵含坤在《中国类书》中估计，清以前（包括清朝）各朝编纂的类书数量至少达到1400种[12]，加上存疑、散佚的类书，实际数字远不止如此。从类书的编纂者看，既有官方编纂的类书，也有私人编纂的；官修大型类书虽然在总体数量上不及私纂类书，但由于其官方背景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可以说在整个类书编纂史上独具一格。历朝统治者对类书的编纂都非常重视，往往一个新的王朝确立后，经济、政治有了稳定的发展，出于“文治”的需要，统治者即组织相当的力量编纂类书，作为王朝兴旺发达的标志。
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类书——《皇览》就是官修的综合性类书。《三国志·文帝纪》：“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皇览》被视为中国最早的类书，王应麟就说“类事之书，始于《皇览》”[13]。《皇览》之后，历代王朝几乎都编纂有大型类书，官修类书层出不穷，出现了三个最盛时期：齐梁、唐宋、明清。梁武帝萧衍命诸学士编纂了《寿光书苑》《类苑》和《华林遍略》。北齐后主高纬效仿魏文帝编纂了《修文殿御览》。隋唐是类书编纂的发展时期，流传至今的就有欧阳询所编《艺文类聚》、徐坚等人所编的《初学记》等。此外，书目记载的还有《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多种类书，其时的类书已经从杂家中分离出来，名为“类事家”。入宋，类书大盛，《宋史·艺文六》所载的宋人所编类书超过了300部，宋代帝王委派大臣，延揽当朝名人学士依据皇家藏书纂修类书，宋太宗、真宗时期朝臣奉敕编了几部大类书，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14]等，仅数量就多达千卷，可谓卷帙浩繁。明代的类书编纂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高峰，《明史·艺文志》著录类书83部27186卷，而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代类书共有150部左右[15]。其中的《永乐大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卷帙规模空前。就编修情况看：宋以前，类书多为官修，《皇览》《修文殿御览》《编珠》《艺文类聚》《初学记》均为奉敕编修；宋以后，官修类书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上都独领风骚，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官方编纂类书的传统，绵延至今。(www.xing528.com)
历代统治者热衷于编纂类书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几种：一是，类书编纂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利寻检，便省览”和“供采摭，备征引”，汇辑资料，为资政之用。明成祖朱棣就说：“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16]这是类书最原始的功能。洪湛侯在《类书的文献价值》中即总结类书主要有四方面的文献价值：查找各类资料、查考事物源流、辑录古书佚文、校勘古书文字[17]。二是，应科举之需要，备场屋之用。这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相关。正如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刘三杰在奏疏中所说：“主司命题欲求实学，率皆采取传注，编摭故实，或搜求陈腐之类书，以备场屋之用。”[18]“类书初兴，本以资人君乙夜之览，故于古制旧事，最为详悉。及其流既广，文家渐用之以备遗忘，词臣渐作之以供遣用，于是采摭遂及于华藻。迨乎科举学盛，士子又据以为射策之资。”[1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指出：“当一个朝代建立起来，不仅‘四海承平，夷狄朝贡’，而且‘万民富庶，朝政清平’，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完美的时候，似乎思想的使命结束了，因为思想似乎失去了批评的对象，于是，它会迅速地沦落为一种依附于经典的知识，并在考试制度的挟迫下，被简约化为一些无意味的文本或公式，只是作为记忆和背诵的内容存在。”[20]隋唐类书的大兴，与此有密切关系。三是，统治者借以稽古右文，以好文之名，行兴文治之实。欧阳修即说：“窃以右文兴化，乃致治之所先；著录藏书，须太平而大备。”[21]除此之外，类书编纂也与统治者的政治意图大有关系，具有收拢人心、消弭不平之气的政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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