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主次，合理施策

由于受传统儒家学说的深刻影响，朱元璋继承了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同时也严守夷夏之别。在当上帝王之后，意图维系天朝上国的地位，以天子自居，视四方为蛮夷。从明初所颁发的诏令文书来看，“明太祖刻意追寻古贤帝王，欲成为‘天下主’”^[73]。因此，他在登极之后立即向海外各国颁发中国的《大统历》，希望四方各国按时向中国朝贡以示臣服之心。如果表示臣服，则尊重各国自主权利，按自己的礼俗进行治理：“礼从本俗，使自为声教，来则受之，去亦勿追。”②不仅如此，他也从儒家继承了“怀柔远人”之术。如果邻邦自愿远来，心悦诚服成为属国，则欣然接受，甚至不惜慷慨解囊，以“厚往薄来”的办法尽量满足其利益需求，实现“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74]的目标。这种贡赐活动成为洪武年间非常重要的一项外交活动，而且政治意义远远超过经济意义。^[75]朱元璋摆出了“天下共主”的姿态，不仅四处颁布诏书封王，还试图要求他们依照儒家思想治国，尊奉所谓“先王之道”^[76]，为民兴利除害，对明朝永远持有诚敬之心。

在长期对蒙古的战争中，朱元璋深刻体会到战争的巨大破坏作用。为此，他不仅劝阻徐达等人劳师远征，也对包括北元在内的各处敌对势力尽力修好。除非迫不得已，不再轻易用兵。为了争取与北元达成和平共处的局面，朱元璋一方面重兵布防北疆，一方面采用怀柔之策，多次专门遣使致书，对其进行拉拢说服，甚至宣称“华夷一家”，理应一视同仁：“华夷抚御之道，远迩无间。”^[77]有学者统计，从洪武元年至三十年，明廷遣使致书元主本人共5次，使谕元丞相驴儿4次，遣使至云南故元梁王和大理总管段明处3次，遣使扩廓帖木儿和辽东纳哈出各2次，遣使李思齐、张思道各1次。^[78]由此可见，朱元璋为了调解与北元的关系，可谓煞费苦心，想出了各种办法。他对被俘的故元贵族及其他官员大多以礼相待，甚至还曾册封扩廓帖木儿的妹妹为秦王朱樉的妃子，通过联姻来争取对手。

虽说对北元采取缓和态度，并积极予以拉拢，但朱元璋始终对其保持着戒备之心，通观朱元璋处理国家矛盾的总原则，其实可以概括为：“分清主次，灵活施策。”在大明王朝的建国初期，此项原则对于朱明政权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分清主次，灵活施策”战略的核心要义，其意图无外乎是少树敌人，集中力量对付北元势力。对于这一重要原则，朱元璋担心后世子孙在执行时会发生偏离，于是非常明确地写进《皇明祖训》，并且列于首章，就此将其定为此后各代帝王必须遵照执行的金科玉律，确定为一项长期执行的基本国策。在《皇明祖训》中，朱元璋宣布了不宜“兴兵轻伐”和不贪“一时战功”的戒律：“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今后需要重点防范的对象即西北胡戎：“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朱元璋所说“西北胡戎”，就包括故元北逃的残余势力。他们在中原的统治根基虽然已被摧毁，但在塞北还拥有大本营，即便是退守和林之后，仍然拥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所以始终是大明王朝的一块心病。强硬的征伐政策得到持续推行，连续的战争对北元残余势力造成很大打击。

洪武四年（1371）九月，明太祖朱元璋召集臣僚，郑重地宣布他所确定的对外政策：“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79]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朱元璋以是否为患中国作为根本原则，将周边诸国分为两种：对于那些可以和平相处的国家，采取的策略是“决不伐之”^[80]；对于那些为患边疆的，则一定要予以必要的惩处。与此同时，朱元璋特别强调，西北的蒙古始终是心腹大患，必须始终谨慎防备：“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81]朱元璋将北部边疆作为军事防御的重心，对故元残余势力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对境内各处残存的武装势力一直致力清剿，甚至不惜代价劳师远征，展开千里追击，甚至也对北元在塞北的大本营实施持续不断的攻击。但是，对于其他的周围小国，明太祖则秉持“不征”的原则，尽量采取和平相处的原则。也就是说，所谓“不征”，其实是区别对象而施行。对于故元顽固势力，不仅不会执行“不征”原则，恰恰相反，一旦觅得有利战机，就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这其实就是积极防御战略的要义，平时基本处于守势，如果有很好的战机出现，则果断展开出击。不仅洪武朝是这种情形，此后的永乐朝也是如此。明成祖朱棣先后五次北伐，甚至死在北伐途中，也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洪武年间，明朝不仅与近邻的高丽、琉球、占城、真腊、暹罗、安南等国来往频繁，也和西洋的琐里、彭亨及西域的撒马儿罕等国有派驻聘使和通商等活动。朱元璋将其中一些列为所谓“不征”之国，如朝鲜、日本等，共计15个国家。这些国家，无论是否与明廷建立朝贡关系，无论是否敌对，都尽量采取“不征”的态度。这是洪武朝的基本国策。万明总结明朝初期外交的基本特征就是“不征”，认为朱元璋这种外交活动不仅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同时也是中国外交向近代转型的开端。^[82]这种“不征”，其实是传统观念与制度的遗留物，摆出的是一副“天下共主”的姿态，仍然强调了对外的征伐之权。但是，既然放弃了这种征伐之权，说明朱元璋已经认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距。现实情况也是这样，即便各国出现弑君等违背儒家思想的行为，朱元璋最多也只是谴责一番而已，如果侵犯了中国的利益，经常只能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矛盾。所以，所谓“天下共主”，实际不过是“大国之君”。^[83]尽管存在这种内在的矛盾性，朱元璋不仅提倡“不征”，还将有关主张写进了《皇明祖训》，要求后世子孙严格遵守。因此，“以‘不征’为特征，为明代奠定了与历朝历代不同的独特的和平外交模式，影响延续有明一代近300年。”^[84](www.xing528.com)

朱元璋之所以始终强调与邻国和平相处，并确立了“不征”作为外交原则，除了受儒家夷夏观影响之外，还充分吸取了前朝的历史教训，坚决反对穷兵黩武。朱元璋曾与群臣论兵，引用古人“兵者，凶器”的论断，阐述了自己对于战争的认识：“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者所当深戒也。”^[85]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与众臣论兵时指出：“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不以无疾而服药。国家未宁，用兵以戡定祸乱。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也。盖兵能弭乱，亦能召乱。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结怨起衅，适足以召乱耳。正犹医家以暝眩之药强进无病之人，纵不残躯陨命，亦伤元气。故为国者，但当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86]在这里，朱元璋以治病为喻，旗帜鲜明地反对穷兵黩武，同时也主张加强战备，做到有备无患。在此思想指导下，朱元璋一贯与邻邦尽量和平相处，友好交往，同时时刻不忘备战，尤其注意抵御和反击故元顽固势力的挑战。

朱元璋曾总结历史教训，说：“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87]朱元璋借助于历史事件批评隋炀帝，也由此确立了杜绝“民劳”的原则，并将其作为是否发起战争的决策依据。在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时，朱元璋变得更加慎重而务实。

处理国内矛盾时，尤其是处理与蒙古族的关系，会牵涉到与北元的关系，所以也要慎重对待。朱元璋汲取了历史教训，尤其是元朝统治者的教训，对民族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在元朝，因为统治者实行了民族歧视政策，从而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仇恨和隔阂，也由此影响了政权的稳定。这促使朱元璋思考如何改善民族关系，对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都优礼相待。朱元璋在给元顺帝的祭文中，虽要求北元“以小事大”，但也默认并接受南北分治，甚至提出“君主沙漠，朕主中国”^[88]的主张。当然，更多时候，朱元璋还是严守“内中国而外夷狄”^[89]及“天下一统”^[90]传统理念，强调天下“定于一者”^[91]。因此，他一方面视四海之内皆为赤子，强调所谓“一视同仁之心”^[92]，另一方面又推行“威德兼施”之道，并强调“治蛮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93]。说到底，所谓“征”或“不征”，需要根据内外形势和自身利益的变化，进行灵活的运用和处理。

对于周围邻邦，朱元璋除了宣布“自为声教”和不加干涉之外，对于那些愿意和平交往的，特别设立四夷馆负责协调关系，还在泉州、广州等地置市舶司接待外商，并给予减免商税等优惠政策。这一政策，后来因为倭寇在东南沿海的猖獗活动而宣布终止，明廷也由此开始施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为了笼络邻邦，朱元璋一贯对其施行“厚往薄来”的政策，不仅优礼接待外国使臣，还特许对方以各种方式展开自由贸易，并且全部给予免税的优惠政策。为了不让外国来朝时因为携带贡物太多而加重其负担，朱元璋特令礼部严格限制贡品数量，对于回赐各国的礼物则一再要求从优从厚。根据这种“厚往薄来”的政策，明朝赏赉外国的物品，在数量和价值上都远远地超过了外邦送来的贡品。^[94]而这，也许是洪武朝始终能够与周边邻国持续保持睦邻友好的重要原因，是朝贡体系得以维持的一种重要手段，也能帮助“分清主次，灵活施策”的战略得到很好的贯彻。朱元璋还注意政府与民间的区别，使得其外交战略更加具有灵活性。比如对于日本，朱元璋也将倭寇的袭扰行为与日本政府严格区分开来，并不对日本政府采取完全敌视的态度。在洪武十三年（1380）后，因胡惟庸案和倭寇的影响，朱元璋下令推行海禁政策，但与一些主要近邻国家如朝鲜、琉球等，仍然维持着密切交往。这其实也是其“分清主次，灵活施策”的战略要求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