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往往在对文化政策、公共服务的研究中略有涉及公共文化服务，专门针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还较少，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标准的研究更为罕见，而且这方面的外文论文很多都是我国学者在国外期刊、会议上发表的。国外有关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主要从文化政策与文化权利、公共文化服务的影响因素、保障机制等方面展开。
1）文化政策与文化权利研究
M.S.Birtolo比较了世界人权宣言和穆斯林、曼谷的人权宣言的不同，发现人权并不是由人类本性所决定的，不同的文化会导致对人权不同的理解[7]。因此以人类本性为出发点来构建普适、合法的人权体系并不是一个有效的策略，这样无法在全球化背景下向各个不同的文化体系推广。X.L.Geng等人认为文化权利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8]，可持续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对文化权利的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如体现公共福利、公平公正、可持续性、低碳环保等。他们提出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主要问题有：公共文化设施缺乏而且布局不合理、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和使用率不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平等，过于集中于少数地区等。建立可持续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机制，增强公众自由选择的权利，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及时表达公众诉求，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供给途径，合理规划公共文化服务的整体布局和覆盖范围已刻不容缓。
国家的文化政策主导着公共资源向文化服务机构的流动，E.Bertacchini等人探索了政府决定是否将公共文化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9]。他们对意大利1998—2008年间的城市文化政策进行了分析，发现严格的财务审核和单一的经费来源不利于文化服务的效果，这些因素会导致政府将公共文化服务外包给民间机构。L.Kong调查了新加坡的文化政策，分析了该国发展中经济政策和社会文化政策的交互关系[10]。他从文化工作者的角度，如艺术家、舞蹈家、剧作家、演员、导演等等，来研究国家政策和文化工作者理想的背离。C.Barnett对欧盟1990年以来的文化政策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文化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媒介，促进文化合作的政策对欧盟的发展有重要意义[11]。N.Dorasamy认为设立政府部门的主要目的就是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公众需求，政府应设法以最好的方式来履行这一职责，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12]。他对南非公共服务中基于道德行为的目的导向型领导机制改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公共服务中的不道德行为对服务质量有不良影响。在领导过程中缺乏道德文化支撑影响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因此，依靠道德文化支撑的目的导向型领导机制是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公众文化权利的有效途径。
2）公共文化服务研究(www.xing528.com)
R.Andrews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设：市民参与度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市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和公共服务质量。他通过分析市民文化对英国2002—2004年公共服务失败率的影响，来对此假设进行验证[13]。分析发现，低水平的政治参与、利己主义党派文化、较低的人际信任、集体交流不足都可能会导致公共服务的失败，可见市民参与对公服务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市民的参与度提高并不一定能改善公共服务。M.Dedova以美国彼得斯堡每年举行的“博物馆之夜”活动为例，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进行了研究。该研究分多个阶段，从公共文化活动参与者（公众）和公共文化活动组织者（博物馆）两个角度对这一大型公共文化活动的发展进行分析[14]。研究发现，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采用创造性的方法来吸引公众，能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因此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建议。M.J.Lynch对公共图书馆向成人提供教育服务、娱乐服务和文化服务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研究[15]。
Y.Chang等人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对于当地农民有着重要意义，均等化可以保障农民的文化权利并促进先进文化在农村地区的发展[16]。他提出应从三个维度（财政投入、农民需求、政府职责）来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包括保障农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更新社会发展理念、地方政府职能转型等途径。R.Huang等人[17]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两个因素能显著改善公共文化服务，但教育环境与这两个因素呈负相关关系，而当地公共文化服务的经费投入并不能显著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因为经费数量太少，以至于难以明显体现其作用。他们建议地方政府要重视公共文化服务，加大政府投入，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与利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
R.H.Li研究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保障机制，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内容、重要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机制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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