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立维护贵族官员的特权制度——“八议”入律和“官当”出现
1.“八议”。“八议”是指对八种权贵人物，在他们犯罪以后在刑罚上给予特殊照顾，所谓“大者必议，小者必赦”，官府不得专断。这八类人是：
“亲”（皇帝宗室亲戚）；“故”（皇帝故旧）；“贤”（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贤人君子）；“能”（政治军事等方面有大才能者）；“功”（对国家有大功勋者）；“贵”（有一定级别的官爵者）；“勤”（为国家服务卓著有大勤劳者）；“宾”（前朝皇帝及后裔）。
“八议”之说源于《周礼·八辟》。周有“刑不上大夫”，汉有“先请”之制[46]，但未必已成完整体系。曹魏总结前代经验，制定魏律时，定为“八议”。“八议”入律，使贵族官僚地主享有特权，凌驾于一般法律制裁之上，为统治阶级中不法分子破坏法律大开方便之门。东晋成帝时，庐陵太守羊聃为非作歹，滥施刑杀，一次错杀无辜一百九十人，“有司奏聃罪当死”，但因景献皇后是他祖姑，属“议亲”之列，竟免处死[47]。南梁武帝时，“王侯子弟皆长而骄蹇不法”，“或白日杀人于都街；劫贼亡命，咸于王家自匿”[48]。晋时傅玄就曾指出：“八议”是“纵封豕于境内，放长蛇于左右”[49]。
2.官当。《晋律》在沿用“八议”同时，规定“除名比三岁刑”，“免比三岁刑”[50]。虽不能确定晋代以“除名”、“免”抵罪，但这种相比的做法，实为以后“官当”之制的滥觞。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多行“九品中正制”，朝廷用人以家世门第为标准，为保证世族地主在朝廷官僚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扩大官僚的律上特权，“官当”制度遂应运而生，继晋之后的梁，在官身犯，只处罚金[51]，《北魏律·法例》规定：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每等抵三年徒刑。官品从第五品起一阶当刑二年；免官者，三年后照原官阶降一级叙用[52]。《陈律》则正式使用“官当”一词，规定品官犯罪判五年、四年徒刑的，准用官职抵二年刑，余刑居作外，属公罪过误，可处罚金；判二年徒刑的，可用赎刑[53]。及至隋、唐，“官当”制日臻完备。明、清始为加强官吏控制而取消，但“罚俸”、“降级”仍可为特权者使用。
（二）九品中正制与任官考绩制度
曹操曾经提出过“唯才是举”的口号，只要有才能的，都可选拔为官。他选择各地声望高的人士出任“中正官”，将当地之士按才能分成九等，由朝廷按等选任官吏。这是后来实行“九品中正制”的萌芽。
1.九品中正制。九品官人之法是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采纳尚书陈群的建议而定的。规定郡设小中正官，州设大中正官，中正官的职责是依照家世、才能、德行将辖区内的士人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由小中正将品评结果申报大中正，再经大中正申报司徒，最后由中央按品第高下任官。
九品中正制创始于魏，沿用至宋、齐、梁、陈各代。这一制度的实行，巩固了大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士族制度，保障了士族垄断政治统治权的特殊地位。由于“九品”之分标准不确定，不仅凭中正官的主观臆断，再加上请托、权势、裙带关系等等影响，不但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使士族与庶族相隔天壤，矛盾愈益加深，且弊端丛生，贿赂公行，加速了士族、官员的腐化。
2.任官考绩制度。除九品中正制外，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任官、考绩制度方面还有以下几点：
其一，魏明帝时，曾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之政绩，但未施行。
其二，晋代明令规定：“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54]。这是在选任方面，重视基层官吏作用的表现。
其三，北魏孝明帝时，武人退役争相为官，吏部尚书崔亮创制《停年格》，规定以停解日月为断，依年资深浅而定选用的顺序。
（三）确认和保护贵族官员按等级占田的特权
法律在确认豪门士族经济特权的同时，又极力保护中央朝廷的经济利益。它成为皇族地主与豪门士族相互依赖和妥协的产物。
1.颁布“占田令”或“均田令”确认土地等级占有制。曹魏时，曾颁布“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的法令，西晋进一步制定了按官品占田、占客，荫亲属的法规——“品官占田荫客令”和“占田令”[55]。(www.xing528.com)
与“品官占田荫客令”同时颁行的“占田令”规定：男子占田70亩，女子30亩；丁男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课田25亩。所谓“占田”是农民可占土地数的额定指标，而“课田”则是应负田租的土地数。
北魏以降，因长期战乱，人口逃亡，土地荒芜，留居农民亦不堪沉重租调徭役，多荫附士族豪门。针对这一状况，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均田令》：15岁以上男子受露田（植谷物）40亩，女20亩；男授桑田（植树）20亩，女5亩，产麻区男授麻田10亩。桑田“皆为世业，终身不还”；露田所有权归官府，授者年老免役或死时，归还朝廷，并规定奴婢与良人一样授田；四岁以上耕牛每头授露田30亩，以4头牛为限[56]。
北魏后的历代也颁有类似的均田令。
2.施行租调法令保障朝廷财政收入。颁布均田令目的在保护门阀士族经济特权把农民束缚于土地，强制其垦荒，以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和徭役来源。所以在颁布均田令同时还要推行租调法令。租调法亦始于曹魏，史载：计亩征租，按户收调，每亩粟4升，户纳绢2匹、绵2斤，余皆不擅兴[57]。
西晋太康元年颁“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3匹，绵3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58]。
北魏颁《均田令》，次年颁“租调法”，规定一对夫妇年纳租粟2石，调帛1匹。北齐、北周推行的租调法也大致如此[59]。
这一时期因士族豪门大量兼并土地，占有劳力，使官府直接控制的农户减少，损害了赋税徭役来源。为此朝廷颁均田令、行租调法，一方面将被兼并的民田、招募的佃户，荫庇的免役人口等予以法律承认和保护；另一方面为维持官府租调徭役来源，对官僚、士族上述特权从数量上略加限制。对普通农户则定有占田数额和相应的租调数，为了“督农归田”，“寓劝于课”，以保证中央财政来源。
（四）维护尊卑良贱等级关系的婚姻制度
当时是士族豪门操纵中央政权，传统尊卑良贱等级森严，反映在婚姻关系上，则是所谓士庶、良贱不婚。法律保护尊卑士庶良贱的不平等社会关系和士族占有部曲、奴婢的特权。如杀继母同生母，处死。殴兄姊处徒刑五年。
在婚姻方面特别重视门第家世，为不使家族系统被外族冒认，续有家谱，由官府掌握。高门世族孩子出世就有官职。士庶良贱通婚，被视为“失类”，受讥评或弹奏和法律制裁。如南朝梁士族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被御史中丞沈约弹奏：“惟利是求，玷辱流辈，莫斯为甚”，“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辄下禁止，视事如故”。[60]又如权重一时的河南王侯景，曾对梁武帝说要请婚于王、谢之家，武帝因侯景门第不高，明确回答：“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61]。
此外，这一时期纳妾被认为合法。晋令规定可依官品纳妾一至四人。实际上绝不止此数。
继承上严别嫡庶，惟嫡子有继承权，庶子一般没有。尤其北朝，庶子更受歧视。凡此种种都在维护士族的团结，并以此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五）稳定财产交易的买卖、借贷等法律规范的增多
汉代以来买卖关系成立，一般要订立“券书”（即契约），由买卖双方各执其一，“讼则按券以正之”[62]。到晋代，规定买卖田宅牛马，必须订立“文券”，写明买卖成交的价值，官府按成交总额百分之四“契税”，卖方负三分买方负一分。买卖它物则可不立文券，但依上例“契税”，叫作“散估”。此制为南朝沿用。这固然是有增加财政收入之利，但客观上也对买卖关系加以法律确认。如生纠纷，官府依“契税”单据（“文券”上有纳税之红色印章，称红契）为据进行裁决。
有关借贷，官府常以强力助放贷者收回本利。贪官污吏往往与富户勾结，催逼无力纳赋税者借高利贷，北魏文成帝时（公元461年）针对此弊曾诏令：“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疋以上皆死”[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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