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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电影:界定和变革

时间:2023-07-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新主流电影是主流电影在进入21世纪自我嬗变的新形态,它展示出其强大的文化兼容性,并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不断产生新的内涵。新主流电影显现出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交互融合的多种序列构成,通过对多元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逐步实现其电影工业美学建构。

新时代电影:界定和变革

新主流电影是主流电影在进入21世纪自我嬗变的新形态,它展示出其强大的文化兼容性,并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不断产生新的内涵。

新主流电影源自20世纪30年代的“根据地电影”、40年代的“人民电影”、50—60年代的“红色经典电影”、80—90年代的“主旋律电影”、90年代的“主流电影”,历经中国电影百年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传统积淀和几代中国电影人的创作实践,最终在20世纪末被学界提出并受到广泛关注。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强化和机制修复加固了政治一体化体系,中国电影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进一步加强,为了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和泛娱乐化趋势,电影生产被明确要求应“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继而又被规范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创作导向。主旋律电影作为具有“社会意识形态谱系中优势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地位与主导性效能”[1]的电影类型,一直是意识形态工作在文化领域的重点,它经由“提出”“倡导”“突出”“弘扬”等阶段逐步升级完善。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电影作为意识形态载体在生产、规划上呈现出整体性的“主旋律化”趋势,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古典、近代历史题材电影、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和“模范”“英雄”题材影片等主旋律电影在数量和规模上不断升级,它们或用“中国文化的历时性辉煌”来对抗“西方文化的共时性威胁”,或“将视野投向今天正直接承传着的那段创世纪的辉煌历史和今天还记忆着的那些创世纪的伟人”,或借助集体本位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多维立体的模范人物塑造来展开关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情感的受众询唤,历史的书写和典范的描摹在电影中被转码为“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主流政治期待着这些影片以其想象的在场性发挥历史教科书和政治教科书无法比拟的意识形态功能”。[2]这个时期,“主旋律”作为文化规范和创作逻辑规约着中国电影的基本形态,也是“人们对权威信念的不无深情的追忆,以及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即将全线获胜之前,对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不无戏谑,亦不感伤的回首,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来自民间的、对英雄与神话的呼唤,一个正在丧失神圣与禁忌的民族,对最后一个神圣与禁忌象征的依恋”。[3]

但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大众文化发展,中国电影业开始尝试产业化转型,艺术电影、商业电影逐渐开始与主旋律电影三分天下。业界提出“主流电影”的概念以区别于早前具有强烈政治宣教意味的“主旋律电影”,并相应地通过政治伦理化、泛情化策略试图妥洽融合大众审美需求,积极适应市场经济和电影产业化改革模式,显现出严肃性和世俗化的双重特征。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对主旋律电影创作的影响,社会矛盾、历史问题在影片中一再地被简化为“冲突—解决”的叙事惯例,个体生存境遇和社会矛盾被淡化乃至被轻易消解,情与理、伦理与政治、现实人性与道德观念之间的叙事裂缝难以弥合,也无法“建立起与当代人广泛的生活与精神联系”[4],无法适配市场化转向的中国电影消费需求。在中国电影市场日益增长的“票房至上”“唯乐原则”等泛娱乐化趋势的冲击下,“主流电影”在规划生产与市场发行的夹缝中举步维艰,陷入市场尴尬和传播困局。

1999年,马宁针对当时历史语境下国产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竞争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最先提出了新主流电影的战略性发展策略,认为新主流电影是立足于“中国本土或传统文化的俚语环境”的“有创新的低成本商业电影”,是娱乐性的想象力电影,搁置了主旋律电影的“动作机制、动情机制和道德机制”,并“向一切传统类型的总体开放”。[5]新主流电影这个概念从提出伊始,就指涉面向市场的生产机制、类型叙事方式和主流价值取向。之后,学界和业界就这一概念展开了多方探讨,认识不断深化,新主流电影概念的内涵、外延也随着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几经更易。(www.xing528.com)

当前,诸多学者从美学特征、文化定位和产业策略等方面对新主流电影在新时期的新形态提出了新界定,认为新主流电影的新内涵主要表现它既有别于“主旋律电影”,也区别于商业电影,却能兼容二者,通过借鉴类型融合、跨国叙事、品质升级和受众开发等商业电影生产策略进一步实现了主流价值观的多元表达和深度拓展,完成了国家意志与民众需求、价值导向与市场调节、主旋律与商业性的汇聚与融合,并在全球化视域下进一步彰显中国文化自信。

学者陈旭光则进一步提出,新主流大片作为一种重要的中国电影新现象或新形态,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严格、规范的概念,因为它并没有明确界定什么类型什么题材才是新主流,但它是对三种电影界限的模糊化和抹平,是电影的某种‘大众文化化’表征,是对当下多元文化的包容,是对主流观众的尊重!它更是一种追求趋向,一种开阔的胸怀,体现了非常包容的文化胸襟”[6]。新主流电影显现出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交互融合的多种序列构成,通过对多元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逐步实现其电影工业美学建构。这些作为叙事资源的文化类型包括政治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及其亚文化类型青年文化、女性文化、民族文化等;从纵向历史维度上看,包括传统文化和网络文化等;从横向空间维度上看,包括好莱坞电影文化、欧洲电影文化、亚洲电影文化、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电影文化等。新主流电影的多元文化叙事特征的形成得益于文化环境的宽松、价值观念的开放和电影艺术的兼容属性,也指涉当前新主流电影生产对不同圈层受众“期待视野”的尊重和最大限度迎合。

新主流电影是随着时代的进程不断发展变化的电影形态,广义的新主流电影是指迎合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具有鲜明的国族立场,艺术形式丰富、风格多样,能够适应主流观众观影需求,能有效提升中国电影国际话语权的电影作品;从狭义的角度上说,新主流电影是指将“中国梦”的时代命题和“网生代”受众的观影需求纳入电影文本叙事来实现社会和经济双重效益,以类型化的商业电影生产形式、工业化的美学风格、中国特色的文化品质彰显主流价值和国家意志,在全球化语境下传达“新时代中国故事”的主旋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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