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对象的确定及优化

齐鲁音乐文化源远流长，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东夷文化圈的原始音乐。^[1]据《尚书·禹贡》记载：上古东夷文化圈“以海、岱（今山东泰山、沂源）为中心，南至淮北，北至渤海，西及中原，东临东海。^[2]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沿着沂源猿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齐鲁文化的序列而一步步发展过来。作为两周时期在齐鲁大地上建立起来的两大重要的诸侯国，齐国与鲁国的音乐也正是从这个文化序列中孕育出来的。

周初，分封诸侯，齐鲁大地上出现了齐国和鲁国两大诸侯国。^[3]齐国继承了本地区东夷文化传统，采取“因其俗，简其礼”的建国方针，政治文化氛围相对轻松，受兼容并包文化传统影响，齐国的音乐出现了雅、俗并存的局而。这一时期的齐国，一方面，民间音乐十分繁荣。据《战国策·齐策》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小吹竿、鼓瑟、击筑、弹琴……”对齐国民间音乐的盛况的描写。可以看出，当时齐国民间音乐流行之广，种类之多，影响之大。其中以《诗经·国风》中的11首“齐风”最为著，它实际上就是在齐国流传的民间歌曲，内容富于生活气息，如《甫田》《卢令》《东方之著》以男女恋情为主题，《还》以猎人之间相互赞美为主题，《东方未明》以揭露战争和摇役为主题，自接或间接唱出了齐国社会中下层人们的心声。另一方面，官乐也十分兴盛。官乐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音乐，包括礼乐和燕乐。齐国的礼乐同其它诸侯国一样，继承六代古乐，在用乐、舞列等方而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如让孔子“三月小知肉味”的《韶》乐就是齐国礼乐的代表。齐国的燕乐，专用于国君宴请宾客时使用，等级规范没有礼乐严格。与此同时，齐国的乐器种类也十分丰富，其中以钟罄为代表的青铜礼乐器为主，彰显出礼乐文化在齐国的重要地位。

鲁国沿袭中原先进文化，实行“变其俗，革其礼”的施政方针，形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的文化传统。受文化影响，鲁国的音乐以礼为核心，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活动规范，其功能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在鲁国保存了完备的周朝礼乐，凡使用音乐，无论在庙堂祭祀，还是朝中宴飨，都要求清正之音，等级森严，以至于在晋国韩宣子来鲁时，感慨“周礼尽在鲁矣”。值得注意的是，据史料记载，在鲁国祭周公时，也有使用蛮夷之乐的例子，但从实质看，其最终目的只是借以夸耀自己政治势力，体现出礼乐的功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是周礼忠实的维护者，他所推崇的音乐美学观是强调音乐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认为音乐应该“尽善尽美”。这是鲁国礼乐文化的特点体现，对后世中华礼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齐国与鲁国，是两周时期重要的诸侯国。齐与鲁同处黄河下游地区，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人文环境，造就了它们积淀厚实、内涵多样的音乐文化。^[4]齐鲁也因此成为我国先秦音乐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长期享有音乐文化中心的崇高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早在远古时期的岩画壁画、石刻砖雕、俑类甲骨、金石铜玉漆器、寺庙楼塔、官邸墓葬遗址上就有与齐鲁音乐有关的记载，夏商以后，更有论乐典册出现，它们都为如今研究齐鲁音乐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近年来，齐鲁音乐文化和文献史料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开始对齐鲁音乐进行研究、发掘，涌现出一批难能可贵的研究资料。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多数寓于通史研究之中，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齐鲁音乐表演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探索。以“齐鲁音乐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的专著，目前尚属空白。在整理“齐鲁音乐考古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周代是齐鲁音乐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亦是我国礼乐文化形成的滥觞时期，齐鲁音乐文化呈现出礼乐文明的核心。因此本文欲以周代的齐鲁音乐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力图集梳理音乐文献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文献、考古、民俗三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挖掘齐鲁音乐文化形成的历史根源，音乐形态以及文化特质。同时为今后的礼乐文明研究提供可靠的历史依据和学术参考。

在讨论齐鲁音乐文化的时候，离不开对于礼乐文化的探讨。礼乐，指的是礼仪和音乐。中国传统文化中，是非常重视礼乐的。礼指的是各种礼节规范，乐指的是音乐和舞蹈。礼乐的起源，是与人类文明演进同步的。有文字可考的礼乐始自夏商，到周朝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了独有的文化体系，后来经过孔子和孟子的承前启后，聚合前人的精髓创作了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并且发展到了今天。固然我们不能否定诸如制礼作乐的周公和乐正雅颂的孔子等人在历史上的贡献，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它就是由某些历史超人的倡导而发展繁荣起来的，相反，恰恰是源远流长的齐鲁礼乐传统造就了象周公、孔子这样一代又一代的礼乐传人。(www.xing528.com)

再者，礼乐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概念，它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民俗学观点来看，在它打上阶级的烙印之前，早就以其不同形式的乐舞礼仪民俗而存在于原始部落的社会生活之中了。抑或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它们被赋予更明显的阶级色彩，成为贵族文化的代表。实际上在民间还有相当数量的礼仪乐舞作为民俗而存在着。^[5]而且就学术研究而言，如何评价阶级社会中的礼乐现象这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其中，必然要求我们对它从内容到形式两方面都要作具体分析，特别是对它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可轻易否定，应取科学的态度。

探索齐鲁音乐文化同研究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具有一定的困难，而研究地越深入困难也就越多，再加上音乐文化形态的特殊性，使得我们在讨论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一定的推测性，但是这种推测又不等于是盲目的或者毫无根据的家乡，因为历史总是会给我们留下一定数量的间接或者直接的信息。鉴于此，在论证上我们首先离不开对现存有关史料及出土文物的鉴别，其次也离不开一定范围内的思辨与推理。前者主要是通过甲骨卜辞或者钟鼎铭文的分析。

谈到甲骨卜辞，我们还要有个宏观认识，即虽然它被看作是殷商文化的历史遗存，但其中也不乏潜在着东夷文化的影子，因为从历史上看，商人原为东夷后裔的迁徙之族，故商文化或先商文化与东夷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的就是对东夷文化的直接继承。

因此，如果我们对甲骨卜辞中的有关巫术歌舞的内容能够加以合理地鉴别，那么便极有可能曲折地窥探出东夷音乐文化的原始雏型，或在更广阔的背景上追溯其更为久远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