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规和汤璹所撰写的南宋《守城录》：城防与兵法的深刻结合

《守城录》^[29]，南宋陈规、汤璹撰。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陈规所撰《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一卷，作于绍兴十年（1140）陈规守顺昌之时。《靖康朝野佥言》为两宋之际夏少曾所作，记述靖康时金人攻汴京始末。陈规读后，痛感当时朝廷大臣和将帅捍御失策，针对《佥言》所述攻守之事，条列应变捍御之策，谓之《后序》。该文后被史家徐梦莘收入《三朝北盟会编》。第二部分是陈规所著《守城机要》一卷，记述陈规守御德安时的城郭楼橹之制及攻城备御之方。第三部分是《建炎德安守御录》二卷，为汤璹寻访陈规“守城遗事”所作追记，于绍熙四年（1193）表奏朝廷。《四库全书总目》中说：“案规本传载：‘乾道八年，诏刻规《德安守城录》，颁天下，为诸守将法。’《艺文志》亦别有刘荀《建炎德安守御录》三卷，而无璹书之名。疑荀所撰者，即乾道所颁之本，璹书上于绍熙时，距乾道已二十余年，或又据荀书而重加增定欤？”^[30]《宋史·艺文志》中所载刘荀《建炎德安守御录》与陈规《守城机要》、汤璹《建炎德安守御录》之间的关系，现在已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守城录》中的三个部分，原本各自成帙，在南宋宁宗朝以后被汇编为一书。

陈规（1072—1141），字元则，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徽宗时，中明法科。靖康中，金军南下，荆湖地区盗起，他以德安府安陆县令摄守事，率军民固守德安。建炎元年（1127），除直龙图阁，知德安府，多次击败盗贼进攻，擢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绍兴九年（1139），知顺昌府。十年（1140），金军攻城，与将领刘锜协力守城，挫败金兀术（完颜宗弼）数十万军队，取得顺昌大捷，高宗下诏褒奖，迁枢密直学士。宋金议和，移知庐州兼淮西安抚使，寻病卒。《宋史》本传称陈规“有《攻守方略》传于世”，今已不传。汤璹，字君宝，潭州浏阳（今属湖南）人，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历任德安府教授、太学录、大理寺少卿等职。

陈规是宋代文人出身将领中的佼佼者，史书说他“自绍兴以来，文臣镇抚使有威声者，惟规而已”^[31]。他卓越的守城战绩在南宋罕有其匹，尤其是顺昌保卫战的胜利，阻遏了金军主力南下，对宋金战局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守城录》是陈规守城实践的记录和总结，《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守城机要》《建炎德安守御录》三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不但记述了陈规守城的器械、方法、组织编制和战略战术，展现了南宋守城作战的真实图景，而且反映出陈规对战争的深入思考以及对作战规律的深刻认识。

一、主张积极防御的守城战术。陈规认为，势在人为，强弱胜负的变化取决于将帅如何措置。他说：“治乱强弱，虽曰在天有数，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势之强弱在人为。我之计胜彼则强，不胜彼则弱。……强者复弱，弱者复强，强弱之势，自古无定，惟在用兵之人何如耳。”守城作战也一样，要用各种方法创造可胜之势。真正的善守者不是一味死守，而是要做到“守中有攻”。他主张“城上觇望敌人空隙，稍得便处，即遣兵击杀。或夜出兵，使敌在外，所备处多，昼夜备战，无有休息”。他甚至还提出，在城内设险已备的情况下，引诱敌人入城，乘机歼灭。他与刘锜合力守顺昌之战就充分体现出积极防御的特点：先是在敌人引退时出兵邀击，使大量敌兵溺河而死，继而夜袭敌营，使敌人昼夜不得休息。金兀术亲率重兵攻城，宋军每日清晨坚壁不出，待中午时金军遭烈日暴晒，气力疲乏，再派兵出击。按此方法，顺昌守兵不足两万，出战仅五千人，却使数十万金兵十损七八，败退而去。

二、主张革新城防旧制。陈规指出，城防设施要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不能惮于改作。他说：“古人所谓利不百者不变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观之，虽利不至于百，功不至于十，然自古圣人之法未尝有一定之制，可则因，否则革也。”他提出改革旧有城防体制，具体包括：拆除城门外的瓮城，改进门楼、吊桥等设施；收缩易攻不易守的四方城角，增筑便于掩护和还击的高墙，增强防御能力；改传统的一城一壕为三城两壕，即在外壕内侧修一道高厚的城墙，在大城内侧再挖一壕，壕里侧再筑一城，形成多重防御体系。(www.xing528.com)

三、注重火器的运用。在火器广泛运用于战场的背景下，如何利用火器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陈规指出：“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势可畏者，莫甚于炮。”炮是攻城利器，也是守城利器，关键在于是否善于运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御之，则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则攻城人虽能者，亦难施设”。《守城录》中讲了很多御炮之术和用炮之法。为了充分发挥炮的作用，他制定了新的用炮之法，改明置炮于城头为暗设于城脚，并在城头增设观察哨，指挥炮击敌人。他还指出，守城应该大小炮并用，不能忽视小炮的作用，“勿谓小炮不能害物，……又况大炮每放一炮，小炮可放数炮”。此外，他还亲自研制出竹竿火枪二十余支，这是我国最早的管型火器，在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守城录》虽然主要论述守城作战问题，但其中的作战方法无不根源于陈规对兵法的深刻理解。诚如他在《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中所说：“规尝闻《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为，‘兵者诡也，用无中形，诡诈为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然而有传之于家而达之于远，有利而无害，有得而无失者，不可不先传也。”他又说：“然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胜，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变万化，人孰能穷之？今止据金人攻城施设略举捍御之策，至于尽精微致敌杀敌之方，虽不惮于文繁，而有所谓真不可示人者未之传也，又况虽欲传之，有不可得而传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于敌未至之前，精加思索应变之术，预为之备耳。”《孙子兵法》的诡道思想、示形动敌、出奇制胜、避实击虚、激发士气、严格治军，等等，在陈规的守城思想和实践中都有生动的体现。但是，陈规也一再强调，他只能讲明“有利而无害”“有得而无失”的基本方法，具体的战术战法要据战场实际而定，更为关键的是，将领能否预做准备，精思应变之术。他说：“夫守城者，每见敌人设一攻械，而无数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

对于处于守势的南宋政权来说，守城作战是基本的作战方式之一。陈规在德安、顺昌等守城战役中的胜利，打破了金军攻城势不可挡的神话，树立了守城作战的样板。尤其是顺昌之战，成为南宋最重要的几次胜仗之一，“虏自言入中原十五年，尝一败于吴玠，以失地利而败；今败于刘锜，真以战而败，疑是外国借来神兵”^[32]。顺昌之战的主将虽是刘锜，但在守城作战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陈规。在《守城机要》中，陈规总结守城作战经验，提出攻城备御之法四十余条，对火器条件下城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乾道八年（1172），宋孝宗诏刻《德安守城录》，“颁天下，为诸守将法”^[33]，对当时的城防作战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守城录》对后世的影响也较大，乾隆皇帝曾为其题诗一首：“摄篆德安固守城，因而失事论东京。陈规屡御应之暇，汤璹深知纪以精。小县旁州或可赖，通都大邑转难行。四夷守在垂明训，逮迫临冲祸早成。”（《守城录》卷首）诗中认为《守城录》只可用于“小县旁州”，显然是拘泥于书中具体的守城之法，低估了陈规的军事思想。时至今日，《守城录》中的守城之法已经过时，但其中所蕴含的积极防御的守城思想仍有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