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注重言行讲说的言行录与讲义
对于言行录，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名臣言行录序》中指出：“史之为体，有编年，有列传。言行录，固列传体也。列传善善恶恶，而言行录善善之意长，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洁当年，一言一行，足为衣冠准的者，无自而入焉，则比之列传尤严也。”(47)按黄宗羲所言，可见言行录归属于列传，并且注重褒扬具有善行美德之人，以便使他们成为世人学习的典范。
南宋时，专记名臣言行的该类《言行录》风行一时。如章定编有《历代氏族言行类稿》60卷，“以历代迄本朝名贤言行之迹，类姓成编，凡一千一百八十九姓云。”(48)倪祖常为其父撰有《倪文节言行录》3卷，朱熹编有《八朝名臣言行录》，《宋史》卷421姚希得本传载其编有《续言行录》等。其中朱熹在《八朝名臣言行录序》中指出：“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无统也，既莫究见始终表里之全，而又汩于虚浮怪诞之说，予常病之。于是掇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可见朱熹是出于有补世教的目的而选编此书的。韩淲就指出：“晦翁初年编类文字，如《语》、《孟》集注，五朝、三朝《言行录》，皆可传。”(49)作为注重讲求道德修养的理学家朱熹，为规范时人言行，使其合乎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从而选取当代名贤的言行事迹作为范例，期望达到品德教化的目的。为此，在选材方面，他不仅特别注重从名臣的行状、墓志、遗事和家传等最原始材料中加以提取史材，甚至他还直接选取了与其体例相一致的《言行录》作为史材。如《王沂公（曾）言行录》、《郑介夫（侠）言行录》、《范忠宣（纯仁）言行录》、《刘安世言行录》和《安定先生（胡瑗）言行录》等。同时，在对具体材料的取舍方面，朱熹为体现其褒贬旨意，从而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清人蔡上翔就批评朱熹对王安石事迹取舍不当，致使王安石受诬。他举例指出：“凡诋荆公之语，文致缘饰惟恐不详，如《邵氏闻见录》所记公居钟山，恍惚见雱枷杻云云。生死轮回之说，至妄至陋，而《名臣言行录》必备载之。称颂荆公之语，则删汰惟恐不尽，虽名德如濂溪，其称颂新政之言见于《墓碣》者，亦不使复存。”(50)由此可见朱熹所编的《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确存在一定缺陷。除以上所言之外，朱熹此书还有其更深层的寓意。宋末黄震在其著《黄氏日抄》卷50直接摘抄《八朝名臣言行录》内容，并在篇后评其旨归说：“此《录》虽杂取传记之言，然诸贤出处之本末备矣！岂独诸贤，凡国朝盛衰之故，亦莫不隐然备见其间矣！如释藩镇兵权而天下定，取幽燕、纳李继捧而狄患启，李文靖镇以清静而民生安，寇莱公决策亲往而边好久，王文正苟且顺从天书祷祠之妄作而国力几弊，王沂公相仁宗初年，韩魏公保佑英宗，神宗初年而主少国危之日安若泰山，王安石行新法、开边隙而天下几危，宣仁圣烈太后相司马公而天下再安，范纯仁兼用小人，致章子厚、蔡京辈绍述安石而国家遂有南迁之祸，盛衰大要不出此数者皆可考见。然则此《录》岂特记诸贤之言行而已哉？愚尝谓史无定体，书随事为篇。《春秋》纪年以书，班、马以来分纪传，而此《录》亦朱文公阴寓本朝之史”。应该说，黄震对朱熹编著此书的真正意图分析的极为透彻。
继朱熹之后，李幼武大约在理宗时仿朱氏体例选编有《皇朝名臣言行录》续集8卷，以记述北宋末至南宋初29位名臣的言行事迹；别集26卷，记述南宋中兴时65位名臣事迹，以及外集17卷，记述43位道学名臣事迹。据清代《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5记载；该书前有赵崇硂《序》，外集前有《道统传授图》并程颐、司马光、尹焞、杨时、李侗、朱熹、张栻、吕祖谦诸像。崇硂为太宗长子汉王元佐九世孙，幼武为其外孙。李幼武字士英，庐陵人，其先世曾与黄庭坚有交往。因此，李幼武在该书续集之首选列了黄庭坚。而其余的28人中，一部分主要是北宋末党争中的谏官，如任伯雨、江公望以及丰稷等。另一部分主要是两宋之交献身于国难之士，如种师道、李若水以及张叔夜等。期间，李幼武在编选这些名臣的言行时，往往注重引录南宋诸儒如朱熹、杨万里、张栻乃至真德秀等人对他们的评价。如该书续集卷一记谏官丰稷言行，在选取的三条记事中，一为上哲宗疏，一为奏劾章惇、蔡京而被贬事，最后则引录朱熹所作的丰氏《遗事序》以表明朱氏的看法。在同书续集卷六记抗金死难之士郑骧言行时，李幼武全部引录朱熹、张栻和杨万里之论以褒扬其忠义之行。此外，李幼武还在该书续集卷二编选有许份、钱即等北宋末一般良臣敢言之事，从而扩大了名臣的选取范围，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典型的史料。又该书别集（上、下）选录的主要是南宋中兴名臣的事迹。对于这些中兴名臣，李幼武极力褒扬其功。不过，若其有缺陷，李幼武也不掩其过，并且时而还选录朱熹等当时名儒之言作为评论。如该书别集上卷十记载翁蒙之事，则主要突出翁蒙舍身保护赵鼎家免遭灾祸，以及受到周必大称颂事。又如别集下卷一记述李纲事，李幼武在极力褒扬李纲中兴恢复之功的同时，又选录有李纲“私蔵过于国帑”事。按该事出自朱胜非的《秀水闲居录》，李心传在其著《旧闻证误》卷3中怀疑是污蔑之语。再如别集下卷六记韩世忠事末，李幼武征引朱熹语：“国家中兴，张、韩、刘、岳突然而出，岂平时诸公所尝识者。不过事期到此，厮拶出来耳”！以此表明时势造就了这些名将。其余李幼武引录的朱熹对吕颐浩、张浚、赵鼎和宗泽等人评语，亦旨在表明时人对中兴名臣的基本看法。再是该书外集专门记述道学名臣的事迹。其中对于朱熹，李幼武突出记录其为学论学之事，以体现其传道承统的业迹。对于胡安国，李幼武在详录其言论的同时，亦突出了朱熹对胡安国的评价。即胡安国的《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解经而通世务者，无如文定”等。对于吕祖谦，李幼武则突出选录了吕氏的史学观、吕氏与朱熹的学术交往，以及朱熹对其人其学的评价。再是对于陆九渊和陈亮，李幼武则旨在详明其与朱熹论辩之事。总之，李幼武不仅记录了一般名臣的言行，而且还专门记录了道学名臣的言行，这真实地反映了南宋后期道学地位的变化状况，也使得时人有了更多值得借鉴学习的典范，并且还使得该类著述所起的道德教化功用更为广泛深入。
此外，钟尧俞编有《宋名臣言行类编举要》前、后集总16卷。尧俞字君俞，号方岩，庐陵人，曾于度宗咸淳四年以史馆编校得旨赴殿。他在该书《自序》中言：“《前集》举言行之体，《后集》发言行之用，始终皆有微意”。明人杨士奇认为该书“盖取朱子所编及会要、《长编》诸书所纪，有益于世教者而类编之，以为此书有足观者。”(51)可见该书同样突出教化功用。
对于循文衍说的讲义，王应麟曾指出：“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古之讲经者，执卷而口说，未尝有讲义也。元丰间，陆农师在经筵，始进讲义。自时厥后，上而经筵，下而学校，皆为支离曼衍之词，说者徒以资口耳，听者不复相问难，道愈散而习愈薄矣。”(52)那么如何看待“讲义”起始问题？牟润孙先生认为王应麟所言“讲义始于陆佃”之说“嫌欠核实”。他认为：“南北朝时之群经讲疏与义疏，岂非讲义乎？胡瑗之《周易口义》、《春秋口义》虽为门人所记，亦是讲义体裁。”(53)牟先生所言极是。其实早在宋代之前，如《论语》就属讲义性质，只不过它们并非讲说者本人亲自完成，而是一般由门生弟子整理完成。但自宋代开始，“讲义”作为正式名称被时人普遍使用，并且经筵官或州县学官们普遍自己编写讲义。
南宋时，解说《春秋》、《左传》类讲义为数不少。早在高宗绍兴二年十一月，朝廷便下诏：“自今住讲日，今经筵官轮进《春秋口义》一授。至开讲日如旧”。至三年，徐俯进《春秋解义》。又侍讲朱震有《讲义》三卷，范冲有《左氏讲义》四卷等。(54)再是宁宗时人戴溪自少研读《春秋》，并且学有所成。对此，朝廷在不许其辞免史官的诏书中指出：“朕闻之记曰：‘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居述史之官，而不明圣人笔削之指，其能胜任者几希。卿为时儒，先笃志经学，盖于尊王黜伯之谊，赏善罚恶之权，混融贯通，如指诸掌，发凡起例，固所优为。”(55)戴溪为便于向时君进讲之用，便撰有《春秋讲义》4卷。据牛大年为该书所作《序》言：“岷隐先生以儒宗为一世所尊，颛席谈经，发明大旨，凡经之所不书，说之所未及者，莫不昭然而义见。虽然，是书盖期于启沃君听，天下学士不可得而闻也”。今观清人辑自明《永乐大典》的该书，首先，戴溪主在阐发《春秋》尊王之义。仅如在《春秋》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条下，戴溪就论说道：“加‘天’于王之上，此春秋之特笔也。先书‘王正月’，次书‘天王’，此尊王之大义，圣人作《春秋》之本旨也。当是之时，周室既衰，自侪于诸侯，圣人作《春秋》，援周室于千仭之渊，称天王于诸侯之上。见王者在上，其尊如天，而诸侯之众，其卑如地，一字之严，凛然而不可犯，其功用可谓大矣！”(56)其次，因该书成书于开禧北伐失败，朝廷与金议和之后，故戴溪在该书中有意详明盟会攻伐之事，以便为南宋当政者提供借鉴。如在《春秋》隐公三年十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条下，戴溪论说道：“《春秋》书诸侯相盟始于密，次则石门。厥后瓦屋之盟，则诸侯参盟之始也。人愈众则志愈分，志愈分则盟愈不可信矣。”又在隐公八年秋七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条下，戴溪又论说道：“诸侯之参盟始于此。自时厥后，联合列国，数会屡盟者何其多也，可胜罪哉！”(57)可见戴溪认为盟会过多，并且不可信。又如在《春秋》桓公二年秋七月“蔡侯郑伯会于邓”条下，戴溪论说道：“三国为会，始惧楚也。入春秋之初，楚最先称王，其强可知矣。此三国者，地与楚近，先有惧心焉！未几而楚灭邓，久之而楚复灭蔡，郑虽仅存，异日牵羊之逆，郑亦几亡矣。然楚虽无道，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其后子产相郑，执玉帛以抗楚，而楚亦不能加焉！弱小之国能自强于政，治犹可以自保。三国之会徒有惧楚之心，而无自强之实，《春秋》惜之！”(58)在此戴溪深为蔡邓郑不能自强而惋惜。最后，戴溪着重论说华夷之辨。如在《春秋》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条下，戴溪论说道：“荆楚也，自是始见于经。……于中国以示强大，自是而与中国争衡矣！名蔡侯所以著诸侯之失，不言执所以抑楚人之暴，夷夏之义，两得之矣。”(59)在此戴溪重在揭示《春秋》攘夷之义。又如在《春秋》宣公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条下，戴溪论说道：“狄人久为中国患，自晋人败之于箕，稍知自警。今乃会狄于攒函，何哉？为覇主者以外攘为己任，纵不能攘，独可会乎！诚使狄人知惧，请成于晋，犹可言也。今晋乃求成于众狄，又亲往会之，其辱甚矣！书会狄，所以辩华戎之分，书晋侯，又见中国之自卑也！”(60)在此戴溪同样为了阐明夷夏有别。总之，正是由于戴溪将《春秋》作为“经世之书”，所以他重在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目的，实则是为了给南宋当政者提供鉴戒。不过，对于戴溪在朝作为，一些时人颇有微词。史载：“溪久于宫僚，以微婉受知春宫，然立朝建明，多务秘密，或议其殊乏骨鲠云。”(61)
除《春秋》、《左传》类讲义之外，南宋朝廷还极为重视其他解史类讲义。理宗端平元年三月戊寅，朝廷下诏指出：“自今侍从间五、七日，经筵官遇假日，可具前代、本朝事迹关政体者一二，附以己见，不时进入。”(62)可惜此类经筵讲义存留至今者极少。同时，作为州县学官，为便于传道授业之用，他们往往编写有讲义。如钱时撰有《两汉笔记》12卷。据乔行简在嘉熙二年荐举札子中言，该书属钱时在严州郡庠时的讲义之一。其间钱时“皆痛汉氏袭秦之弊，而尤反复致意于后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治。”(63)具体而言；该书基本取《汉书》和《后汉书》作为正文，然后加以论断。如钱时在该书卷2先记述汉初高祖分封之事，随后议论道：“观自古地大兵强而俾之世袭，未有不叛者，汉事可监矣，而唐不悟，藩镇之祸往往反甚于汉。惟我本朝置使按察，或迁或易，权在朝廷。自先王封建之法坏而纲维防范，其制莫良于此。中兴以来，独一蜀帅世掌兵柄而卒以稔祸，可不戒哉”！这是作者借论汉、唐世袭之祸而兼及南宋吴曦之叛事。又在同书卷6记述宣帝五凤四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于边郡设常平仓事，作者论述道：“桑弘羊以市井之智，行均输之术，堂堂天子之尊，下争商贾之利，真所谓民贼也，安得耿寿昌者而与之论常平之意哉！斯名一立，万世流波。至我本朝又特专使领之，为惠愈大，或者居常平之任而使斯民负不平之叹，则将何所逃罪于寿昌矣”！在此作者借论耿寿昌奏设常平仓而言及宋时之弊。再如同书卷12作者专列“昭烈帝”记述建安二十六年刘备于成都即帝位事，随后他论说道：“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曹丕篡汉。明年夏四月，昭烈即帝位于蜀。是天命犹未绝，人心犹未厌，而汉氏之脉犹未坠也。愚于曹丕特书曰簒，而取昭烈系两汉之后，以备一代之始末，且使乱臣贼子知万世清议凛然如一日，庶或知所惧云”！在此钱时明显以蜀汉为正统来论述该段史事。总体看来，钱时议论汉事的目的，更多地是为达到现实鉴戒功用。
又如吕中撰有《大事记讲义》23卷和《皇朝中兴大事记》4卷，附录1卷。吕中编修二书的目的是便于“场屋中用之”。(64)以现今通行本《大事记讲义》而言；该书纪事始自太祖，迄于钦宗，书前先有治体、制度和国势三个总论。随后则“年以记大事，一朝之事类之。随朝分类，随事通释，考求源委，显微阐幽，言近而指远也。”(65)据统计；全书依朝代次序先后共设有406个子目，按子目详引史事，再引名贤议论或直发议论。可见吕中在编排方式上，有意参照了纲目体的编修方法。在内容处理上，大多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从而使该书具有条例相当清晰、观点极为鲜明的特点。具体在该书中，吕中不仅详列有鲜明的子目，而且对诸事能直抒己见。如作者在该书卷4“太宗皇帝·时政记起居注”事目下，先叙述李昉和梁周翰分别于太平兴国六年和淳化五年奏请先进御时政记与起居注之事，然后议论道：“修时政记则可，李昉欲以奏御则不可；修起居注则可，梁周翰欲以进御则不可”。吕中在此直接表达了他对该事的正确看法。又作者在同书卷20“哲宗皇帝·小人攻君子”事目下，先记述元祐六年刘挚被罢免诸事，然后论道：“人皆谓元祐之去小人，失之太过；愚以谓元祐之去小人，失之未尽。使当时吕、范之徒能尽黜章、蔡之属，则所以接续庆历之宏规，尽革熙宁之弊政，岂不尽善？奈何徒知异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未必非小人，是以患起于腹心之间，卒以助成仇之势。司马光已为蔡京所欺，刘挚又为清臣所欺，吕大防又为杨畏所欺，身在元祐，心在熙宁，何君子之不悟也已”！在此吕中发表了他对元祐政事的个人见解。再在同书卷23“钦宗皇帝·金人犯京师”事目下，吕中先记述靖康元年十一月金人南下围攻京城并虏走徽、钦二帝之事，然后直抒议论道：“靖康之卖国降敌，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开衅之人也；宣和开衅，即熙宁、绍圣用兵之遗孽也。履霜坚冰，至其来有渐矣！”可见吕中将靖康之难的根源归咎于北宋后期的开边用兵活动，而未能归咎于当时的执政帝王。这说明该书属当代人议论当代事，必然有所忌讳或自身倾向等，但这些论点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一般士大夫对朝政国事的看法，故有一定的代表性，后人（多为元人）已多将其增附进了宋代的许多史籍。如刘时举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以及元人编的《宋史全文》等书中，均增附有吕中二书之语。另外，《皇朝中兴大事记》纪事始自高宗，迄于宁宗，后附中兴规模、中兴制度和中兴国势三篇总论，并且每朝为一卷，该书同样具有体例明晰、观点鲜明等突出特点。
总之，讲义类史著编修的兴盛，一则是与宋代官私学的兴旺发达密不可分。自从北宋中期开始，经过庆历新政、熙丰变法和崇宁变革时期的三次兴学运动，使得中央和地方官学得以广泛普及。及至南宋，虽则遭受了“靖康之难”，但整个官学仍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高宗绍兴十四年，朝廷下“诏天下州县皆立学”。(66)此后，随着社会局面的逐步稳定，经济的有序恢复和发展，南宋地方官学便逐渐得以恢复完善了。据叶适言：“今州县自岭海，莫不有学。”(67)这足以说明南宋州县学普及面相当高。同时，对于书院而言，其发展亦相当迅猛。据今学者研究统计，两宋书院总数多达764所。其中除过“建于宋前但宋时仍有教学活动者”和“未详两宋何朝者”之外，北宋书院数小记共134所，而南宋书院数小记则达到489所，可见南宋书院增加急速。(68)那么在以上诸类学府之中，讲官往往需要撰写讲义。如吴自牧“年十四已有声场屋，……尝取乡荐，三上春官辄不利。益谦（自牧字）不以为意，退讲究问辨，益自信其所得。作讲义、史评、杂著数百篇，皆有理趣。执经来学岁百余人，有预乡书登兰省者。”(69)在当时，甚至还出现有：“诸州教授，有或多务出入，罕在学校”，从而“有未尝升堂者，往往止讬逐经学谕撰成《口义》，传之诸斋，抄录上簿而已，未尝亲措一词于其间。”(70)这足以说明当时学官撰写讲义是很普遍的事。
二则是与经筵讲读之风甚盛分不开。宋代自建国初始，就形成了经筵讲读制度。朝廷规定崇政殿说书的职责就是：“进读书史，讲释经义，备顾问应对”。至南宋高宗时，朝廷要求每除言路，必兼经筵。宁宗时，规定讲官每逢单日，早晚进讲。如遇放假，或大寒大暑，止讲。(71)同时，经筵官在讲书所或讲筵所为皇帝讲读的内容有：经书类的《尚书》、《春秋》、《毛诗》、《周礼》和《孝经》等；史书类的《前汉书》、《（旧）唐书》以及《三朝宝训》和《祖宗圣政录》等。经筵官在讲解以上内容之前，都需要事先写好讲义，在当时被称为“经筵讲义”。(72)清人对此指出：“考讲义之作，莫盛于南宋。其解经者，如袁燮《毛诗讲义》之类；其论史者，如曹彦约《经幄管见》之类，皆经筵所陈也。”(73)由此可见，朝廷定期的经筵讲读制度，则有力地促使了经筵讲义类著述的编修流传。
综上所述，宝训、圣政、会要、玉牒，以及言行录和讲义，在宣扬帝王伟业圣政，弘扬名臣贤士嘉言善行，以及讲说文化学术等方面，均具有极强的现实功用性，因此，时人对他们编修的兴盛，无疑是由当时时代所造就的。
【注释】
(1) 梁太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2) 梁太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3) 《直斋书录解题》卷4《编年类》。
(4) 《四库提要》卷47《史部·编年类》。
(5) 《要录》卷1建炎元年春正月辛卯注。
(6) 《要录》卷148绍兴十三年二月辛巳条。
(7)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1《跋李文简公手记李悦等十事》。
(8) 《要录》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午。
(9) 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1。
(10) 《玉照新志》卷4。
(11) 《朝野杂记》甲集卷6《嘉泰禁私史》。
(12) 见孔学《要录著述时间考》（《河南大学学报》1／1996）。
(13) 《海陵集》卷3《论乞修神宗以后宝训》。
(14) 《玉海》卷49《艺文·天圣三朝宝训》。
(15) 《宋会要辑稿·崇儒》七之三。
(16) 《四库提要》卷88《史部·史评类》。
(17) 《直斋书录解题》卷5《典故类》。
(18) 《直斋书录解题》卷5《典故类》。
(19) 《直斋书录解题》卷5《典故类》。
(20) 《玉海》卷48。
(21) 《玉海》卷48。
(22) 《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丁亥。
(23) 《玉海》卷49。
(24) 《玉海》卷49。
(25) 《朝野杂记》甲集卷4《两朝圣政录》。
(26) 《宋会要辑稿·崇儒》七。
(27) 《宋史全文》卷33。
(28)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二五。
(29) 《玉海》卷51。
(30) 《麟台故事》卷2《职掌》。
(31) 《南宋馆阁续录》卷4《修纂》。(www.xing528.com)
(32) 《郡斋读书志》卷14《类书类》。
(33) 《郡斋读书志·附志》
(34) 《郡斋读书志·附志》
(35) 《郡斋读书志·附志》
(36) 《四库提要》卷81《史部·政书类一》。
(37)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说明。
(38) 《要录》卷188绍兴三十一年春正月庚寅高宗语。
(39) 《史略》卷3。
(40) 《鹤林玉露》人集卷3《玉牒》。
(41) 《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4。
(42) 《玉海》卷51。
(43)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四二。
(44) 王巩《闻见近录》。
(45)《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4。
(46) 《容斋随笔》卷5《史官玉牒所》。
(47)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2。
(48) 《南雷文定》后集卷1。
(49) 《涧泉日记》卷下。
(50) 《王荆公年谱考略》（见《王安石年谱三种》，中华书局，1994年）卷18。
(51) 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18。
(52) 《困学纪闻》卷8《经说》。
(53) 参见《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两宋春秋学之主流”一文。
(54) 《玉海》卷40《艺文·春秋》。
(55)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1。
(56) 《春秋讲义》卷1上。
(57) 《春秋讲义》卷1上。
(58) 《春秋讲义》卷1上。
(59)《春秋讲义》卷1下。
(60) 《春秋讲义》卷3上。
(61) 《宋史》卷434《戴溪传》。
(62) 《宋史全文》卷32。
(63) 见文渊阁四库本《融堂书解》前的《宋进书原剳状》。
(64)见《大事记讲义》目录后按语。
(65) 《吕中大事记讲义刘实甫序》。
(66) 孙觌《鸿庆居士集》卷22《临安府临安县学记》。
(67) 《水心别集》卷3《进卷·士学下》。
(68) 参见顾宏义《教育政策与宋代两浙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三章。
(69) 明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卷87《吴益谦自牧墓志铭》。
(70) 《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一八。
(7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乞不以假故逐日进讲札子》。
(72) 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27《杂文·经筵讲义》。
(73) 《四库提要》卷94《〈御览经史讲义〉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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