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凭藉互用与私著成书

二、一源多流、官私史籍的凭藉互用以及私著凭依私材的成书方式

“靖康之难”使北宋原有的文化资源经历了一场大浩劫，丰富的文献典籍在这场灾难中散佚严重。所幸的是，随着大批士人南渡和南宋朝廷对文教事业的大力扶持，加之印刷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南宋文教事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文献典籍的搜求整理成效显著。史载；南宋时，秘书省初复，“士庶始有以家藏国史、实录、宝训、会要等书来献者，国有大礼大事，于兹有考焉。”⁽³⁴⁾此后朝廷多次下诏访求遗书，到孝宗淳熙五年，陈骙编修成《中兴馆阁书目》70卷。陈振孙在该书解题中指出：“中兴以来，庶事草创，网罗遗逸，中秘所藏，视前世独无歉焉，殆且过之。大凡著录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盖亦盛矣。”⁽³⁵⁾淳熙六年，朝廷还诏“求四川遗书。以其不经兵火，所藏官书最多也。”⁽³⁶⁾有了丰富的史源作基础，从而促使南宋史书在被编修时，便呈现出了多种成书方式。

1．一源多流

在宋代私家修史过程中，有一类史家本着“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编修原则，穷毕生精力编就成了卷帙浩繁、内容详备的编年体史著。对于该类史著，其优点是以内容详备而见称，其不足则是卷帙浩繁，让人难以在短期内读就。

早在北宋时，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是鉴于“《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³⁷⁾因此他旨在编写一部简明完备的通史，以适应读者要求。但编就的该书仍达294卷，一般人不易领略。司马光曾说：“吾此书惟王胜之尝读一遍，余人不能数卷，已倦睡矣。”⁽³⁸⁾朱熹将《资治通鉴》与《稽古录》加以比较后指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且如《稽古录》，极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诸王，恐《通鉴》难看，且看一部《稽古录》。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里了”。他又言：“《稽古录》有不备者，当以《通鉴》补之。”⁽³⁹⁾可知朱熹亦认为《资治通鉴》过于详备，一般人通读不易。司马光本想另写《资治通鉴举要历》，以便简化《资治通鉴》，但未完成。因此到南宋之时，仅对《资治通鉴》加以“改”和“节”的著述就多达10余家（参见表6-3）。其中除朱熹、袁枢二人以不同体裁改编《资治通鉴》外，陈亮还撰有《通鉴纲目》23卷、郑厚有《通鉴分门类要》40卷、沈枢有《通鉴总类》20卷等。对《资治通鉴》加以删节成书的有洪迈的《节资治通鉴》150卷、吕祖谦的《通鉴节要》24卷、曾噩的《通鉴节要》13卷等。由此可见南宋史家改编《资治通鉴》者为数不少。

对于记述北宋九朝历史的史书而言；朱熹认为：“本朝《国纪》好看，虽略，然大纲却都见。《长编》太详，难看。熊子复编《九朝通略》，不甚好。”⁽⁴⁰⁾李心传认为：《九朝通略》“视《长编》才十一，颇讹舛”；《东都事略》“尤疏驳”⁽⁴¹⁾。可见《长编》在记述相同史事的史书中，虽以详备见长，但也因此而受到时人责难。据史书记载；光宗绍熙二年五月，国子监主簿黄度就曾向皇帝进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广记备言为体，观者每患其繁，其选命诸儒节录以进”，光宗表示同意。但此后因“讲官以为繁重而止”。⁽⁴²⁾这表明朝廷君臣亦深感《长编》纪事过繁。此外，部帙巨大的《长编》，因为费用昂贵，致使一般官僚士大夫很难置办得起。刘宰就曾告知李焘之子李说：“五朝《长编》激感颁赐，四朝正所欲得，更望周全，使为全书。但部帙太大，为帑更费，以是为愧！”⁽⁴³⁾不过，李焘编修完成980卷的《长编》巨著，则有着自己的意愿。他“尝举汉石渠、白虎故事，请上称制临决，又请冠序”。孝宗虽然答应了他的请求，但终未能实现。⁽⁴⁴⁾叶适亦指出：“公终不敢自成书，第使至约出于至详，至简成于至繁，以待后人而已。”⁽⁴⁵⁾也就是说，李焘旨在留待后人进一步对该书加以笔削耳。

那么在李焘之后，南宋时人的确在精读《长编》之时，往往对其径直加以改编，或参据其以成书。其中径直改编《长编》者就达十种左右。如现今传世的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又如李挚友郑子辩在年幼时，其父授以《长编》，并告诉他说：“读是则知本朝之所以轶乎前代者”。于是郑子辨经过近三十年的精心研读，晚年依据仅存的1／3旧本《长编》，撰成了《续通鉴长编要略》，并刊刻行世。⁽⁴⁶⁾时人吴泳称赞该书道：“《要略》宠贶博学甚多，风檐披读，帙简而纲宏，词约而事尽，用功深者其传必远，当于此书见之”。同时，吴泳还指出：“间者，乡里范洁斋作《长编举要》。……又有眉山杨明叔者，纂成《长编纪事》，流传世间，本末粗为详备，同先世一书参错互见，后学者何其为幸耶！”⁽⁴⁷⁾此间言及的杨明叔的《长编纪事》，即就是现今传世的杨仲良的《长编纪事本末》。此时成书的还有：李谌的《续通鉴长编分类》38卷，藏于家。⁽⁴⁸⁾曾担任过李壁幕僚的郭叔谊撰成的《续通鉴长编增添纲目》20卷，藏于家。⁽⁴⁹⁾李之友张洽撰成的《续通鉴长编事略》。⁽⁵⁰⁾杨泰之撰成的《本朝长编类》。⁽⁵¹⁾以及陈傅良撰成的《建隆编》。⁽⁵²⁾此外，赵希弁撰有《续资治通鉴长编补注》，以补诏敕奏篇等阙。⁽⁵³⁾而参据《长编》成书者如有李的《皇宋十朝纲要》25卷。又如陈均自幼“侍从祖丞相正献公（俊卿），获观国朝史录诸书及眉山李氏《续通鉴长编》，意酷嗜之，独患篇帙之繁，未易识其本末，则欲删烦撮要为一书，以便省阅”。随后他撰成《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该书“大纲本李氏，而其异同详略之际，则或参以他书。”⁽⁵⁴⁾再如彭龟年撰成《内治圣鉴》20卷。他在光宗绍熙五年正月“进《内治圣鉴》疏”中就明确指出：该书“其目则略循《会要》之旧，其事则多本《长编》之书。”⁽⁵⁵⁾此外，参用《长编》成书的还有徐自明的《宋宰辅编年录》等等。可见围绕《长编》从事改编或参据其成书的史著相当多，并且改编或参编者中不乏李焘故里之人，或者李焘父子的亲朋僚属。

同样，李心传撰成详细记述南宋高宗朝史事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同时，李心传还撰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乙集40卷。此书的内容大多被李心传用于《要录》之中，“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互相经纬者也”⁽⁵⁶⁾。对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梁太济先生考证得知：《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及刘时举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乃至元人的《宋史全文》，均直接或间接地加以取材。⁽⁵⁷⁾而对于《要录》，现今见于记载的就有：李心传弟子高斯得撰有《高宗系年要录纲目》，此当是高斯得将《要录》改编成了纲目体。其他如陆德舆在《宋宰辅编年录》卷首《序》中就指出；该书“本之《长编》、《系年录》”。可见徐自明在编撰《宋宰辅编年录》时，则明显参据了《要录》。在此通过对《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要录》与以上这些史书关系的对比考察，我们不难相信，以详备见长的李心传著述成了它书改编或参据的重要史源。当然，一源多流现象还不止表现在南宋史家对二李巨著的改编参据方面，其他如南宋史家对《春秋》、两汉史等的多种形式的改编，同样属一源多流现象。

2．官私史籍的凭借互用

南宋史家在私撰史著时，往往由于自身只能接触到有限的史料，或者难以全面了解到事实真相，因此他们必须凭藉官方史籍完成自己的著述。同样，史官修史因存在许多弊端，为按时成书，他们时而会征取一些重要私著助修成史。正缘于此，南宋官、私史家在修史时，就形成了官私史籍的凭藉互用现象。

南宋时，私家所撰修的重要著述往往以官修史籍（如《日历》、《实录》、《国史》和《会要》等）作为最基本的取材依据。如李焘于孝宗隆兴元年首次进呈太祖朝《长编》时曾言：“每恨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于是他旨在“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⁵⁸⁾这表明李焘从最初编撰《长编》时起，便把官修的《实录》和《国史》等作为他成书的重要史料来源。同样，王称在编修《东都事略》时，则“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⁵⁹⁾即就是主要取材于北宋官修的《三朝国史》和《两朝国史》列传，以及神宗、哲宗、徽宗和钦宗四朝《实录》附传。此外，李心传私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时，则“专以《日历》、《会要》为本”⁽⁶⁰⁾。当然，私家私自著史，若不与官修史书及其观点保持一致，则常常会冒很大风险。如孝宗淳熙元年，何熙志“指《长编》记魏王食肥彘，语涉诬谤”，孝宗对此解释说：“此载皇宋事实，何害？”⁽⁶¹⁾可见在孝宗的有意袒护下，李焘才算躲过一难。正因为如此，许多重要的私修史著往往会指明其依据官史成书，或者完成后怕遇到风险，久藏不愿传出。如徐度的《国纪》就“不大行于世”。⁽⁶²⁾以上情况足以表明；仅凭个人之力要完成纪事翔实、篇幅浩大并且禁忌颇密的当代史著述，就必须凭借官修史籍作为最基本的取材依据。(www.xing528.com)

不过，官修史籍虽有史料来源的原始性、丰富性和得到官方认可等诸多自身优势，但仍存在以下弊端：其一，皇帝干预。早在北宋太宗时，对于起居注的编修，史官就必须“每月先进御，后降付史馆。”⁽⁶³⁾对于时政记，经参知政事李昉奏请，“以所修时政记，每月先奏御，后付所司。”⁽⁶⁴⁾对于自北宋以来的诸朝《实录》，其间大多数经过重修，而每次重修，都与皇帝的直接干预分不开。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太祖实录》前后修过四次；而《神宗实录》共修过五次，其中绍兴年间的两次重修，则明显是在高宗直接授意下进行的。高宗甚至还说：“祖宗《实录》多有不必书者。谓之实录，盖纪其实，可为后世之法也。”⁽⁶⁵⁾对于国史，李焘曾说：“盖修史先进呈帝纪，自淳化始。凡所以先进呈者，群臣笔削或有失当，因取决于圣裁，故号为进呈‘纪草’。”⁽⁶⁶⁾对此，如真宗时王旦等编修《两朝国史》，“初成《纪》一卷，帝取观，录《纪》中十二余条付史馆改正。自此每一二卷皆先进草本，多所改易。”⁽⁶⁷⁾由此可见，从初始编修的起居注、时政记，到最后成书的实录、国史，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皇帝的层层干预，难怪南宋时人评论说：“史以宰相监修，固有所制而不得直笔也。又况人君自取而观之，为史官者安得而有实录哉！”⁽⁶⁸⁾其二，史官修史之难。如北宋真宗咸平时重修《太祖实录》，参预其事的王禹偁因直书史事而被贬官黄州。对此，元人袁桷指出：“宋《太祖实录》旧有两本，一是李昉诸臣所为，太宗屡曾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修，王禹偁直书其事，出为黄州。禹偁所著《建隆事》，足见深意。前《实录》无太宗扣马一段，后《录》增入，显是迎合。”⁽⁶⁹⁾此是史官因直书史事而难以继续修史。又如哲宗元祐年间，陆佃参与编修《神宗实录》，曾“数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辩，大要多是安石，为之晦隐。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⁷⁰⁾最后陆佃被排挤出了实录院。这是因为史官之间观点相异而难以共同修史。以上事例虽则多是北宋时的状况，至南宋时，由于权相专权，史官迁改极为频繁，史官修史之难则比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三，史无专官或史官敷衍修史严重。李心传曾明确指出：“自真庙以来，史馆无专官”。他详列真宗至宁宗间史官专任者唯有三例：一是神宗任命曾巩以史馆修撰专修五朝史；二是孝宗任命李焘、洪迈修北宋后四朝史；三是宁宗任命傅伯寿、陆游修《高宗正史》和孝宗、光宗《实录》。⁽⁷¹⁾这表明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虽然修史甚多，史官甚众，而专任史职者唯此几人，足见史无专官实为宋代较为普遍的现象。也正是由于史无专官，史官更替频繁，相应地出现了史官往往敷衍修史的状况。对此，有过多次修史经历的陆游指出：“史院吏有窃议史官者，曰：‘史官笔削有定本，个个一样。’或问：‘何也？’曰：‘将吏人编出《日历》中臣僚上言字涂去上字，其后奉圣旨依字亦涂去，而从旁注从之二字，即一日笔削了矣！’”⁽⁷²⁾可见该现象在南宋甚为突出。

总之，以上修史缺陷不仅严重影响到官方史书的成书，而且会造成修史质量严重下降。为此，史官往往为按时完成修史任务，于是尽力访求重要的私著以助修国史。宁宗嘉泰三年，资政殿学士傅伯寿言：“窃惟国史虽据金匮石室之藏，然天下散失旧闻，亦不可不网罗也。中兴以来，修《徽宗实录》则采《元符诏旨》，修《四朝国史》则采《续资治通鉴》及《东都事略》。今孝宗、光宗《实录》已成，将修《三朝正史》，自建炎丁未至于绍熙甲寅，六十八年，典册所书固已灿然，其间岂无登载漏脱、传闻异同之患？凡事有旧记述，可不广取而参考乎？今史馆所收《三朝北盟会编》、《中兴遗史》、《中兴小历》三书，恐如此之类尚多有之，臣以为宜发明诏，广加求访”。朝廷从其请。⁽⁷³⁾可见朝廷是完全认可这种以私著助修官史做法的。具体而论，对于李焘的《长编》，“宰执奏《正史》（按指《四朝国史》）颇采李焘《长编》”⁽⁷⁴⁾。李焘自己亦曾上疏说：“乞特许臣专意讨论徽宗一朝事迹，纂述《长编》。《长编》既具，即可助成《正史》。”朝廷从之。⁽⁷⁵⁾洪迈亦认为：《四朝国史》诸志，“多出李焘之手”⁽⁷⁶⁾。其中“《地理》一志，全出李焘之手。余多采《续通鉴》。”⁽⁷⁷⁾由此可见，《长编》被《四朝国史》多所参用，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对于《东都事略》而言，洪迈在《四朝国史》成书之后的淳熙十四年三月，奏乞朝廷给予王称和龚敦颐推恩时言：“王称之父赏，在绍兴中亦为实录修撰。称承其绪余，刻意史学，断自太祖至于钦宗，上下九朝，为《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皆信而有证，可以据依。臣之成书，实于二者有赖。”⁽⁷⁸⁾李心传亦云：“仁父修《四朝列传》垂就而卒，上命景庐续成之。景庐笔削旧史，乃无完篇，盖素不相乐也。于是上促进书甚急，而新书未毕，王称季平以《东都事略》来献，遂取用焉。”⁽⁷⁹⁾可见《四朝国史》亦多参用了《东都事略》。另外，对于《中兴四朝国史》参用重要私著的状况，除以上傅伯寿所言及的《三朝北盟会编》、《中兴遗史》和《中兴小历》之外，对于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据现今学者考证：“嘉定元年李心传在对其传世之作《系年要录》最后定稿时，对原稿中的不确或不妥之处所作的增订，其成果在《中兴四朝志》中大体上亦有所反映。”⁽⁸⁰⁾由此可知，《中兴四朝国史》亦参用过《要录》。

总而言之，南宋重要私著在编修时往往以官修史籍作为最基本的取材依据。同时，官方亦往往参用重要的私著来助修国史。这种官私著述相互利用对方作为史源而成书的状况，尤其在南宋当代史编修过程中表现得极为突出，这也是南宋史学之所以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3．私著凭依私材成书

南宋时，繁富的私家史源为私人选材著书提供了颇为便利的条件。其中比较突出的如朱熹在编修《八朝名臣言行录》时，就注明依据了行状、碑志、家传、言行录、语录和诸家笔记等诸多私家著述。为说明问题，现具体列表如下：

表2-1　《八朝名臣言行录》引用私著一览表

如表所示，朱熹运用碑铭、志状和传记行实类最多，有时甚至还出现某名臣事迹全用碑铭、志状的现象。如《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八之四“王尧臣”事迹中，朱熹只运用了欧阳修所撰的王氏墓志；《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之四“彭汝砺”事迹和同书卷十一之二“王存”事迹，朱熹亦仅选取其墓志。对于诸名臣家传、遗事和别录等类，朱熹虽多次加以运用，但有时亦采取了审慎态度。如《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一“韩琦”事迹中，朱熹虽多次运用王岩叟所编的《魏公别录》以编修正文，但在其末尾，却附有孝宗淳熙五年晁子阖以国史印证李焘在《长编》中指明《魏公别录》记事舛误之事，可见朱熹并不轻信盲从私家记载。同时，朱熹在选取私家笔记等内容时，时而还采用“不虚美，不隐恶”以及存异考辨的做法，以便体现他的修史原则。如他在编修《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五“孔道辅”事迹时，正文依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述“吕夷简密劝上废郭后”事，注文中又进而说明：“公孙中书舍人本中尝言：‘温公《日录》、《涑水记闻》多出洛中人家子弟增加之伪，如郭后之废，当时论者止以为文靖不合不力争，及罢诸谏官为不美尔。然后来范蜀公、刘原父、吕缙叔皆不以文靖为非，盖知郭后之废，不为无罪，文靖知不可力争而遂已也。’若如此记所言，则是大奸大恶，罪不容诛。当时公议分明，岂容但已乎？”显然，朱熹对吕本中认为《涑水记闻》有增伪，以及吕夷简在仁宗废郭后之事上仅是“不力争”之言论并不赞同。对于此事，《朱子语类》又记述道：“《涑水记闻》，吕家子弟力辨，以为非温公书（原注：盖其中有记吕文靖公数事，如杀郭后事等）。某尝见范太史之孙某说，亲收得温公手写稿本，安得为非温公书？某编《八朝言行录》，吕伯恭兄弟亦来辨。为子孙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从己，则不能也。”⁽⁸¹⁾按：吕祖谦与朱熹交情甚笃，但在朱熹编选吕氏前辈行事时，朱熹则能坚持己见，做到“据实直书”。又如朱熹在编修《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一“蔡襄”事迹时，其末云：“襄性忮刻，用刑残酷。知泉州时，尝以权母丧不在式假，通判黄泪摄州事，与晋江令章拱之置酒作乐，襄阴怒之，即捃拱之事，械送狱，拱之坐是除名窜流。其弟望之累诣阙讼冤，久之，乃得雪。朝廷不直其所为，而士亦以此少之”。此事在欧阳修所撰蔡氏墓志、《东都事略》卷75蔡氏本传，以及《宋史》卷320本传中均无记载。再如在《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六“尹洙”事迹中，朱熹对尹洙卒之事，不仅以欧阳修所撰尹氏墓志作正文，而且以范仲淹作的《师鲁文集序》和《涑水记闻》作附注，随后还指出：“按《涑水记闻》所载如此，与范、欧二公所记已不同，而沈氏《笔谈》所记尤诡异，今不复载。”可见对于诸家记载的尹洙卒事，朱熹旨在存异考辨。此外，朱熹还征引诸如《元城语录》、《龟山语录》和《程氏遗书》等中的论说以品评诸名臣。如在《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三“范祖禹”事迹之末，就引用《元城谭录》所记：“公曰：‘范纯夫其问学修身固好，若造理与立事则未在，盖气质弱于刘道原”。凡此等等，均说明朱熹在编修《八朝名臣言行录》时，不仅选取了多种私家材料作为取材依据，而且在依据这些材料编修《八朝名臣言行录》时，还坚持据实、存异和考辨，从而使其著述给人以可信感。

另据邓广铭、刘浦江二先生研究得知；《三朝北盟会编》完全依据私家著述编修成书⁽⁸²⁾。该结论是否完全准确，目前尚存异议，但该书多凭依私家著述编修成书，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该书取材，陈乐素先生归纳如下：①诸家之说；②诏、敕、制、诰；③书、疏、奏、议；④记传、行实、碑、志；⑤其他文集、杂著。⁽⁸³⁾其中除诏敕制诰等属于原始文书之外，作者徐梦莘在该书中指明引用的私家著述多达200余种，并且徐梦莘在《自序》中谈及其编修原则时说：“其辞则因元本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由此可知徐梦莘多保存着史料原貌。其中在徐梦莘注明征引的诸多私著中，赵甡之的《中兴遗史》被征引次数最多，达140余段。其主要原因是该书“大抵记军中事为详，而朝政则甚略。意必当时游士往来边陲、出入幕府者之所为。”⁽⁸⁴⁾可见赵书的内容正合乎旨在反映宋金通和用兵状况的《三朝北盟会编》的编修宗旨。同样，如张汇的《金虏节要》，因其为“陷虏人所上也。记金人初内侮，止绍兴十年，共十六年事，颇详实。”⁽⁸⁵⁾亦被征引达44次。由此可见，徐梦莘征引直接记载宋金通和用兵的诸家私著史料，更能增强《三朝北盟会编》在史料方面的原始性和真实性。同时，徐梦莘还大量征引了时人的书疏奏议。由于该类材料最能直观地反映作者当时的真实想法，因而有不可低估的参考价值。其中在徐梦莘所征引的该类材料当中，颇具代表性的如征引李纲的奏疏达17次，赵子嵩的奏状达14次，孙觌奏札达11次，张邦昌的“与金人元帅书”等达11次，以及宗泽奏札达8次。此外，他还征引臣僚论张浚奏疏达8次之多。⁽⁸⁶⁾我们从以上此类事例中不难看出；徐梦莘多加选用的是在两宋之交事关政局重大变动的诸人奏疏，故其言论极为珍贵。另外，在对行实、碑志类史籍的引用方面，徐梦莘征引最多的是朱熹撰写的《张浚行状》，共达16次。总之，通过如此广泛的取材，应该说徐梦莘达到了“自成一家之书，以补史官之阙”的著述目的。清四库馆臣高度评论说：“要其博赡淹通，南宋诸野史中，自李心传《系年要录》以外，未有能过之者，固不以繁芜病矣。”⁽⁸⁷⁾

总体而言；以上三种史著成书方式，不仅是多数南宋重要史著成书状况的真实反映，而且表明南宋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治史者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官、私史源，编撰成多种史著，甚至其中一些篇帙还极为浩繁，这些成书方式无疑有力地促进了南宋史学的迅猛发展。不过，在这众多的成书方式中，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官私史源凭藉互用”这种最被朝廷认可和被经常运用的成书方式，在修史宗旨和主体看法上，往往表现为官方的观点支配着私家著述；而与官方观点大体保持一致的私家著述，又常常被史官编进了官修史书。同时，对于“一源多流”和“私著凭依私材”两种成书方式来说，其间亦大多体现着官方的政策导向，否则其书就难以广泛流传，甚至还会遭到朝廷查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