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学研究成果及意义

三、南宋史学的研究现状及其意义

南宋史学的研究，往往同整个宋代史学的研究密不可分。因此，从现今对于南宋史学的研究状况来看，不仅有专门论述南宋史学的研究成果，而且还有一些通论整个宋代史学的论著。对于通论性论著，因其常常会论及南宋时期史学的发展情况，我们在此亦有必要提及。目前在有关《中国史学史》类论著中，编修者在论述到“宋代史学”问题时，往往都加以详细论述，并给予极高评价。而其间在论述到南宋史学时，颇具特色者当推史学家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第三章“中唐两宋”有关部分（见《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蒙先生在有关南宋史学立目中，就有“南渡女婺史学之源流与三派”、“义理派史学”、“经制派史学”、“事功派史学”、“金华文献之传”（原缺）、“西蜀、江西之史学”（原缺）以及“三派末流与官修宋、辽、金、元各史”（原缺），可见他对南宋史学的发展流变有自己的看法。

再以具体关涉到南宋史学的论著而言：

1．从总的方面讨论宋代史学地位和作用的论文主要有：高国抗的《宋代史学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宋衍申的《宋代史学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松辽学刊》2／1984）、台湾王德毅的《宋代国家处境与史学发展》（见《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主编））和《宋代史学的特质及其影响》（见《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王天顺的《试论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见《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1996年会刊），以及罗炳良的《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史学月刊》2／2003）等。其中高国抗先生认为宋代史学达到了古代史学的高峰。宋衍申先生认为宋代史学集以往史学之大成，又为后代史学所不及。王德毅先生则通过对宋代国家处境与史学发展，以及宋代史学的特质及其影响等多方面问题的考察，指出南宋史学特别重要，并领导着此后史学的发展潮流。罗炳良则指出了宋代义理化史学的发展变动趋势。

2．注重探讨宋代史学思想的论文主要有：牟润孙的《两宋春秋学之主流》（见《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卢钟锋的《论胡安国及其〈春秋传〉》（《中国史研究》3／1982）、王东的《宋代史学与〈春秋〉经学》（《河北学刊》6／1988）、杨向奎的《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史学史研究》1／1989）、台湾吕谦举的《宋代史学的义理观念》（台湾《人生》1964年327期）、戴扬本的《南宋史学会通风气》（《华东师大学报》3／1991）、刘连开的《理学和两宋史学的新趋势》（《史学史研究》1／1995）和《宋代史学义理化的表现及其实质》（《广西大学学报》4／1997）、瞿林东的《两宋史学批评的成就》（《河北学刊》2／1999）、孙方明的《吕祖谦史学思想初探》（《西南师范学院学报》2／1983）、蔡克骄的《叶适史学思想初探》（《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1987），以及蔡东洲的《试论张栻的史学思想》（《天府新论》2／1992）等。论著主要有台湾宋鼎宗的《春秋宋学发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吴怀祺的《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1992年版）、汤勤福的《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2000年版），以及范立舟的《宋代理学与传统历史观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除以上学者以论文形式从不同方面深入探求宋代史学思想之外，宋鼎宗先生的著述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宋代春秋名家及其学说、春秋宋学的贡献及其影响，以及汉宋春秋学异同等问题。吴怀祺先生的著述通过对欧阳修、二程、邵雍、司马光、郑樵、朱熹、吕祖谦、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以及马端临诸人史学思想的重点探讨，从而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整个宋代时期的史学思想。汤勤福先生的著述则具体深入地探讨了朱熹的史学思想及其地位和影响等。范立舟博士的著述就宋儒传统的历史观念及其影响等多方面问题作了极为深入的探讨。

同时，对于正统论的问题，饶宗颐先生的《中国历史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既对宋代正统论问题有详明论述，又附有相关资料。相关论文则有台湾陈芳明的《宋代正统论的形成背景及其内容》（台湾宋史座谈会编辑出版的《宋史研究集》第8辑）、范立舟的《宋儒正统论之内容与特质》（见《宋代思想学术史论稿》（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蔡东洲的《宋儒的魏蜀正伪论争与改修〈三国志〉之风》（《四川师院学报》5／1993），以及王晓清的《宋元史学的正统之辩》（《中州学刊》6／1994）等。

3．论及宋代官方修史以及制度的论文主要有：金毓黻的《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1942年3卷8期）、许沛藻的《宋代修史制度及其对史学的影响》（《上海师大学报》1／1989）、王德毅的《宋代的起居注与时政纪之研究》（《宋史研究集》第21辑）、《宋代的日历和玉牒之研究》（《宋史研究集》第17辑）、《北宋九朝实录纂修考》（见其著《宋史研究集》续集）、《宋神哲徽钦四朝国史修纂考》（台湾《幼狮学志》二卷二期）、《宋代的圣政和宝训之研究》（见林天蔚、黄约瑟主编的《唐宋史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年出版）和《两宋十三朝会要纂修考》（《宋史研究集》第11辑）、日本周藤吉之的《宋朝〈国史食货志〉与〈宋史食货志〉之关系》和《宋朝国史的编纂与国史列传》（均见周藤氏的《宋代史研究》，东洋文库1969年版）、葛兆光的《宋官修国史考》（《史学史研究》1／1982）、凌郁之的《南宋修〈四朝国史〉考》（《苏州铁道师院学报》2／2000）、王瑞来的《宋代〈玉牒〉考》（《文献》4／1991）、孔学的《宋代〈宝训〉纂修考》（《史学史研究》3／1994）和《陆游及〈高宗圣政草〉》（《史学月刊》4／1996）、梁太济的《〈圣政〉今本非原本之旧详辨》（见《中国学术》（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辑）、王云海的《〈宋会要辑稿〉研究》（《河南师大学报》1984年增刊）等。其中王德毅先生以系列论文形式对宋代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玉牒、会要、圣政和宝训均做了深入的探讨，在宋代官方修史问题的探讨方面可谓用功最勤。专著主要有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初版）、宋立民的《宋代史官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汤中的《宋会要研究》（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王云海的《〈宋会要辑稿〉考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陈智超的《解开〈宋会要〉之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等。蔡崇榜先生的著述侧重论述宋代官方的修史活动，重点对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和会要的资料积累、编纂写作以及制度沿革的全过程做了系统考察，并对宋代修史制度的特点及其弊病做了一般性归纳分析。宋立民先生的著述则以史官制度为研究中心，论述范围涉及史馆、编修院、起居院、二府修时政记、日历所、修实录院、修国史院、会要所、玉牒所以及其他史局，此外还论述了宰相监修制度，对宋代史官制度的特征、历史作用及其影响亦做了必要而富有意义的探讨。在宋会要的探讨方面，王云海、陈智超二先生的功绩最著。

4．论述宋代区域史学问题的论文主要有：万福曾的《宋南渡后蜀中之史学》（《大公报》史地周刊1930年2卷4号）、吴怀祺的《宋代地区性史学的特征的形成和浙东史学、蜀中史学》（见其著《宋代史学思想史》第八章附）、台湾宋晞的《南宋浙东的史学》（见其著《宋史研究论丛》（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8年印行）第三辑）、朱仲玉的《试论南宋浙东史学》（《浙江学刊》1／1988）、王德毅的《宋代福建的史学》（《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52期）、《宋代江西的史学》（《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21期，1986年12月）和《南宋四川的史学》（《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38期，2006年7月），以及蔡崇榜的《宋代四川史学的特点》（《西南师大学报》4／1986）。其中吴怀祺先生较系统地论述了浙东和蜀中史学的基本特征，并且兼及江西史学的特点。王德毅先生对福建、江西和四川史学的发展状况则作了全面论述，宋晞、朱仲玉二先生对浙东史学进行了深入探讨，万福曾、蔡崇榜二先生对四川史学亦进行了极为深入的探讨。在此需说明的是，蒙文通先生早在1938年基本完成的《中国史学史》讲义中虽列有“金华文献之传”和“西蜀、江西之史学”目录，可惜原缺。这表明蒙先生曾致力于对该问题的探究，但终未见刊布流传，实为憾事。

5．论及史书体裁以及史书编修形式的论文主要有：陈衍的《通鉴纪事本末书后》（《厦门大学季刊》4／1926）、崔文印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点及其发展》（《史学史研究》3／1981）、许在全的《试论袁枢与〈通鉴纪事本末〉—兼论纪事本末体的史学地位》（《福建论坛》4／1982）、彭久松的《〈通鉴纪事本末〉的成书及纪事本末史体的历史地位》（《四川师院学报》1／1984）、王德毅的《袁枢与〈通鉴纪事本末〉》（《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12、13期合刊）、李纪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与纪事本末体》（《宋史研究集》第28辑）、燕永成的《论纪事本末体在南宋的创立及运用》（《中华文史论丛》第77辑）、陈祖武的《朱熹与〈伊洛渊源录〉》（《文史》第39辑）、卢钟锋的《论朱熹及其〈伊洛渊源录〉》（《孔子研究》3／1990）、叶建华的《论朱熹主编〈纲目〉》（《文史》第39辑）、裴汝诚的《司马光长编法与李焘〈长编〉》（《东北师范大学学报》5／1984）、孙建民和凌皞的《宋代史学与长编法》（《学术月刊》3／1995）、刘芃的“长编体”和“纲目体”（见其著《论宋人撰集当朝史》（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的“编修特点”部分）、仓修良的《试论谱学的发展及其文献价值》（《文献》第16辑）、吴洪泽的《试论年谱的起源》（《宋代文化研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等编）第四辑），以及仓修良和陈仰光的《年谱散论》（《史学史研究》2／2001）等。以上论文论及到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学案体、长编体以及年谱的产生、发展情况，其中有关纪事本末体的论述最多。

6．论及方志、金石、考据等专门史的主要论文有：朱士嘉的《宋元方志考》（《地学》杂志第23卷第2-4期，第24卷第1、2期）和《临安三志考》（《燕京学报》第20期）、黄苇的《论宋元地方志书》（《历史研究》3／1983）、刘纬毅的《宋代方志述略》（《文献》4／1986）、洪焕椿的《南宋方志学家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学的形成》（《史学史研究》4／1986）、王国维的《宋代的金石学》（《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崔文印的《宋代的金石学》（《史学史研究》2／1993）、美国鲁道尔夫（R．C．Rudolph）的《宋代考据学初探》（《亚洲研究季刊》第22卷第2期）、陈江的《宋代的考据之学》（《上海教育学院学报》4／1996），以及邹志峰的《宋代考据史学三题》（《史学史研究》3／2000）和《宋代历史考据学的兴起及其发展演变》（《文献》4／2000）等。以上论文对宋代方志、金石、考据的发展情况做了全面探讨。

7．注重探究宋代当朝史编修状况的专门性研究著作仅有刘芃的《论宋代撰集当朝史》（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分总体规模、历史原因、编修特点和史料价值四方面，对宋人撰修当朝史做了极为简明的论述。其中作者在论述编修特点时，指出“重编年，转相发明”，可谓论述颇为准确。但可惜全书仅六万字，故论述显得有些简略。

不过，具体探究南宋著名史家及其著述的专门性论著则相当丰富。

如研究李焘及其《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论文主要有：方壮猷的《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史学史研究》1／1981）、杨家骆的《续通鉴长编辑略》（世界书局影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册）卷1及2、周藤吉之的《南宋李焘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成立》（见其著《宋代史研究》（日本东洋文库昭和44年版））、徐规的《李焘年表》及其《增补》（分别见于《文史》第4辑和第16辑）和《李焘评传》（见《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中册）、刘复生的《李焘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史学史研究》3／1981）、顾吉辰、俞如云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版本沿革及其史料价值》（《西北师范学院学报》3／1983）、张孟伦的《李焘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师范学院学报》4／1983）、蔡崇榜的《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史学研究浅见》（《史学史研究》1／1986）、燕永成的《今七朝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探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5／1994）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朝〉取材考》（《史学史研究》1／1996），以及王承略、杨锦先的《李焘著述考辨》（《文史》第50辑）等。专著有王德毅的《李焘父子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和《李焘评传》（见其著《宋史研究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再版））、裴汝诚、许沛藻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中华书局1985年版）。其中方壮猷、王德毅和徐规等先生对史家李焘生平事迹研究用功最勤，成就巨大。裴汝诚、许沛藻二先生从流传、编修、内容及史料价值等方面系统论述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其论著是目前《长编》研究最为系统的著作。

研究李心传及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论文主要有：王德毅的《李秀岩先生年谱》（见其著《宋史研究论集》）、梁太济的《〈系年要录〉、〈朝野杂记〉的歧异记述及其成因》（《文史》第41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名考》（《浙江大学学报》1／1999）和《〈要录〉自注的内容范围及其所揭示的修纂体例》（上、下）（《文史》第50、51辑）、陈智超的《三论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王瑞来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略论》（《史学月刊》2／1987）、孙建民的《取舍之际见精神：略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取材》（《上海师大学报》3／1996）、孔学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史学史研究》1／1995）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注文辨析》（《史学史研究》1／1998）等。专著有来可泓的《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巴蜀书社1990年版）。其中方壮猷、王德毅和来可泓等先生对李心传生平事迹的研究用功最勤，成就巨大。梁太济先生以及孙建民、孔学等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研究徐梦莘及其《三朝北盟会编》的论文主要有：陈乐素的《徐梦莘考》和《〈三朝北盟会编〉考》（见其著《求是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集）、王德毅的《徐梦莘年表》（《宋史研究集》第8辑）、仲伟民的《新发现的〈三朝北盟会编〉摘抄本之特色及其重要史料》（《华东师大学报》1／1990）、《〈三朝北盟会编〉传本及其体例》（《史学史研究》2／1990）、《〈三朝北盟会编〉对金史研究的价值》（《史学史研究》4／1991）和《新见〈三朝北盟会编〉摘抄本及其价值》（《文献》1／1992）、李伟国的《〈三朝北盟会编〉摘抄辨析》（《文献》1／1994），以及邓广铭、刘浦江的《〈三朝北盟会编〉研究》（《文献》1／1998）等。其中陈乐素、王德毅二先生对徐梦莘生平事迹研究最为深入。陈乐素、邓广铭、仲伟民、李伟国和刘浦江等先生对《三朝北盟会编》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

研究郑樵的论文主要有：顾颉刚的《郑樵著述考》和《郑樵传》（分别见《国学季刊》1922年1卷1期和1923年1卷2期）、白寿彝的《郑樵对刘知几史学的发展》（见《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苏渊雷的《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的史学成就及其异同》（上、下）（《上海师大学报》4／1979和2／1980）、仓修良的《郑樵和〈通志〉》（《杭州大学学报》4／1980）、陈光崇的《郑樵的史学》（见《中国史学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及王树民的《从〈通志略〉看郑樵的学术成就》（《江淮论坛》3／1988）等等。专著有吴怀祺的《郑樵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和徐有富的《郑樵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顾颉刚、白寿彝、陈光崇、王树民、吴怀祺等诸多先生对郑樵及其《通志》做了颇为深入的探讨。

研究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以及《八朝名臣言行录》的论文主要有：汤勤福的《朱熹亲撰〈通鉴纲目〉考辨》（《文史》第45辑）、严文儒的《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丛考》（见朱杰人主编的《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台湾郑骞的《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原本与删节本》（《宋史研究集》第4辑）、王德毅的《朱熹五朝及三朝〈名臣言行录〉的史料价值》（台湾《东方杂志》1967年复1卷3期）、叶建华的《朱熹〈宋八朝名臣言行录〉初探》（《史学月刊》6／1988）、《〈资治通鉴纲目〉简论》（《朱子学刊》2／1990）和《论朱熹主编〈纲目〉》（《文史》第39辑）、裴汝诚、顾宏义的《两种版本不可偏废—郑骞先生“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原本与删节本”读后感》（见《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等。其中汤勤福、严文儒和叶建华等先生对《资治通鉴纲目》做了深入研究，郑骞、王德毅、裴汝诚等先生对《八朝名臣言行录》做了细致分析。

研究马端临及其《文献通考》的论文主要有：白寿彝的《马端临的史学思想》（《学步集》（三联出版社1962年版））、陶懋炳的《马端临史学的科学性初探》（《史学史研究》4／1982）、瞿林东的《〈文献通考〉的理论价值》（《安徽史学》2／1993），以及台湾张元的《马端临对胡寅史论的看法》（《宋史研究集》第22辑）等。专著有王瑞明主编的《〈文献通考〉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和《马端临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邓瑞的《马端临与〈文献通考〉》（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白寿彝、王瑞明等先生注重研究马端临，王瑞明、邓瑞等先生注重探究《文献通考》内容。

研究南宋其他史家及其著述的论文主要有：陈述的《〈东都事略〉撰人王赏称父子》（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八本）、柳诒徵的《陆放翁之修史》（见《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钱穆的《黄东发学述》（《宋史研究集》第8辑）、朱仲玉的《陆游的史学成就》（《浙江学刊》4／1983）、陈光崇的《袁枢与〈通鉴纪事本末〉》（《史学史资料》3／1979）、邓广铭的《对有关〈太平治迹统类〉诸问题的新考察》（见《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徐规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研究》（《文史》第54辑）、梁太济的《〈两朝纲目备要〉史源浅探》（《文史》第32辑）、许沛藻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考略》（见《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984年会刊）、虞云国的《南宋编年史家陈均事迹考》（《上海师大学报》4／1984）、朱仲玉的《徐天麟和〈两汉会要〉》（《江西社会科学》5／1985）、汝企和的《〈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初探》（《史学史研究》2／1987）、蔡崇榜的《宋代四川史学家王称与〈东都事略〉》（《成都大学学报》4／1985）、何忠礼的《王称和他的〈东都事略〉》（《暨南学报》3／1992）、李远涛的《〈读史管见〉与胡寅的历史评论》（《史学史研究》1／1994）、魏殿金等的《论王应麟的学术成就及其特点》（《浙江学刊》3／1995）、张其凡的《〈大事记讲义〉初探》（《暨南学报》2／1999）、辛更儒的《有关熊克及其〈中兴小历〉的几个问题》（《文史》第58辑）、王德毅的《郑著袁枢年谱补证》（《简牍学报》第五期）、《汪藻对纂修史书的贡献》（见《宋史研究集》第19辑）和《〈靖康要录〉及其作者考》（台湾《思与言》1967年5卷2期）、张元的《胡三省史学新探》（《宋史研究集》第28辑）、周藤吉之的《陈傅良撰〈建隆编〉》（见其著《宋代史研究》），以及三上次男的《关于张棣的〈金国志〉即〈金国经〉》（《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礼论文集》1963年版）等等。专著主要有郑鹤声的《袁枢年谱》（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王德毅的《洪迈年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年版），以及张伟的《黄震与东发学派》（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

最后，作为两宋史学资料编年的专门性著作有：杨翼骧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二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林平的《宋代史学编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陈乐素的《〈宋史艺文志〉考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刘兆祐的《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版）、徐规的《仰素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梁太济的《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李裕民的《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等，亦有专篇考究论述宋代史著状况。

南宋史学的研究意义：(www.xing528.com)

（一）从史料构成来看，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的丰缺直接决定着史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那么宋代史研究同样也不例外。而现今存留下来的研究宋代史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史料，大多数直接出自南宋，或与南宋有关联。因此，搞清南宋史学的基本情况，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宋代史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二）长期以来，国内外的宋史研究曾存在“重北宋轻南宋”的倾向。这期间虽存在南宋末期史料严重残缺的问题，亦存在一些学者认为南宋仅为偏安小政权，地位和作用十分有限等看法。然而，出现该情况的最大根源在于人们对南宋时期的史料挖掘还不够深入，对南宋史研究还不够深刻仔细，而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则离不开对南宋史学做深入研究。同时，我们知道，北宋后期党争激烈，国史更修频繁；南宋在战、守、和问题上往往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甚至因地而异，要分辨清其中的是非功过，同样需要对史籍做大量的爬梳、整理及研究工作。而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同样离不开对南宋史学的研究。

基于以上情况，在广泛吸收前人及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本著述重点按南宋史学的时代特征、编修方式、史学思想和治史队伍等几个方面加以系统地论述南宋史学的发展状况，并且通过比较说明南宋史学在两宋以及此后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以便使人们从宏观方面全面把握南宋史学的基本状况。当然，南宋史学本身内容极为丰富，本著述虽重点选取史书所记内容以及史籍的现实功用做了个案分析，但有待深入细致探究的领域仍有不少，此有待日后进一步深化。在此还需说明的是，由于南宋史学上承北宋，下又与宋末元初的南宋遗民乃至元人私自编修宋代史直接相关连，故书中有时出于行文论述之需，对涉及有关以上时期的史家及其著述会加以适当论述。

【注释】

(1)　见《金明馆丛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二编《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2)　见陈骙《南宋馆阁录》卷4《修纂下》。

(3)　《十七史商榷》卷92《唐史论断》。

(4)　《群书会元截江网》卷29《诸史》。

(5)　见蒙文通《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见《蒙文通文集》（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三卷《经史抉原》）。

(6)　见王德毅《宋代史学的特质及其影响》（见《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1999年6月）。

(7)　参见朱瑞熙《宋朝的岁币》（见《岳飞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8)　《宋史》卷173《食货上一》。

(9)　《宋史》卷389《谢谔传》。

(10)　《古穰集》卷9《读活民书》。

(1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卷82。

(12)　《水心别集》卷3《进士卷·士学下》。

(13)　耐得翁《都城纪胜·三教外地》。

(14)　《水心文集》卷9《汉阳军新修学记》。

(15)　《直斋书录解题》卷5。

(16)　《齐东野语》卷11《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