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中发现的硬笔书法填补了中国书法史的空白

李正宇在遗书研究室工作期间，就注意观察石窟写卷的书法问题。他收集分散在英国、日本、法国以及国内图书馆、博物馆的大量敦煌遗书，对其写卷的书法加以对比研究。早在1987年的《丝路论坛》第2期上，他就发表了文章《唐宋时代敦煌的制笔和用笔》；1990年4月，他又在“敦煌民俗学会”上作了关于敦煌硬笔书法的演讲；1993年5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唐宋硬笔书法》一书。1994年的《寻根》杂志第2期上，他又发表了长达11000字的论文《硬笔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母体》。这篇论文荣获“1995全国硬笔书法理论研讨会”特等奖，《中国唐宋硬笔书法》一书获佳作奖。

李正宇关于硬笔书法方面的研究和论著，传媒多有报道。它作用于我们认识的，笔者以为有以下三点：

一是拓展性。敦煌硬笔书法写卷的存在并非一日，缩微胶卷的问世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黄永武先生主编的《敦煌宝藏》已有10多年，敦煌遗书研究者早已熟知，但多数学者只注意到这类写本的内容，未能从书法角度对硬笔写本进行研究。李正宇却独具慧眼，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研究这批敦煌学界众所周知的材料，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个现象对人们的启发，也许比出版一部著作的意义更大。李正宇研究的是书法，是否还有未涉及的领域，诸如纸质、颜色、墨汁、帛绢等的原材料，是否还有尚待挖掘的珍珠，不得而知。总之它告诉我们，敦煌遗书的文化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并启发我们对其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只要我们能够不断地培养、提高自己的学术眼光，增强创新意识，就有可能在这批旧有材料的基础上，对前人有所突破。不仅现有的研究领域和课题会不断发展、深入，还会不断开辟出新领域、新课题。

二是填空说。我国的硬笔书法，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以后又有刻于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上的铭文以及简帛漆书。随着毛笔于战国时期的出现和毛笔书法的发展，硬笔书法也就被湮没了，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空白。甚至一般认为，我国的硬笔书法是从西方钢笔、铅笔的输入才开始的。然而，李正宇发现敦煌石窟中唐宋元三代硬笔书法写卷，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古代硬笔书法的存在及其应在我国古代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我国书法史研究上的一项空白。(www.xing528.com)

李正宇一方面阐述了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写卷在我国书法史上应有的地位，并在众多的硬笔写卷中精选50余幅具有代表性的图片，为读者一睹当年硬笔汉字书法的风貌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佐证；另一方面，还在深入研究硬笔书法和毛笔书法异同的基础上，指出了古代硬笔汉字书法在笔画上的特征，如“曲直唯线”“点不成桃”“肩勾不顿”“撇不成刀”“捺不出脚”“锋芒昭昭”等，并分别就其点画的造型，用实例表明硬笔与毛笔的不同之点。这对于探索我国现代硬笔书法应有的特征及其规律很有参考价值。所谓“曲直唯线”是指硬笔书法的直、横、曲、折，都是不同形状的线；“点不成桃”指硬笔书法的点只是不同方向和不同曲折的短线；“肩勾不顿”指硬笔书法在曲折过肩处和勾挑底基处一滑而过，不用施压顿笔；“撇不成刀”指硬笔书法的撇只是一条斜线；“捺不出脚”指硬笔书法的捺仅作斜线或未作折线；“锋芒昭昭”指硬笔书法笔画的起笔和结尾有明显的出锋。他的这些认识不仅是对古代汉字硬笔书法的概括和总结，而且对于进一步研究我国硬笔书法的造型特点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是母体论。李正宇认为：硬笔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母体。他认为，硬笔是最早出现的笔，是毛笔的远祖。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出土陶器的内壁上，刻有“十”“↑”“ㄓ”等10多个线纹符号，专家们认为这些刻符具有指事的意义。即使还难以断定其为文字，至少也可以认为是文字的前身。这些刻符的年代，距今已有7350—7800年。山东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文化古城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盆底部残片，上有刻辞6行11字，不少学者认定是一种失传了的古文字，其年代距今4200年。大地湾刻符和丁公村古字，都是用硬笔画刻出来然后烧制而成的。文字的前身是绘画，硬笔原是绘画的工具。文字出现的同时，硬笔又兼作书写的工具。所以说硬笔的产生早在文字诞生之前，7000多年前的大地湾刻符就是证明。硬笔书法尽管东汉以后在我国书坛上的地位一落千丈，但从西汉到清末却不绝如缕，并没有间断。从西汉到清末，关于硬笔和使用硬笔的记事时有所闻，可作硬笔和硬笔书法一直流传不断的旁证。李正宇就自己的研究所及，列举了14种硬笔。这些都证明了我国古代硬笔书法继承了丁公村古文及甲骨文的祖脉，保持了嫡传血缘，几千年来一直存在，并广泛流行于我国境内各民族地区。于是，我想起了关于河流源头的定义：同一水系中以远为源。就整体而言，硬笔书法源远流长，是我国书法的母体和自始至终的干线，毛笔书法则是后起派生的支线；硬笔书法有着近5000年的历史，而毛笔书法只有22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