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书法艺术的成就

第二节　敦煌遗书的书法艺术成就

一、敦煌遗书书法的分期

从文字演变和字体发展完善的角度，敦煌遗书书法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西魏以前，包括北魏、十六国和东晋时期。这一时期在南朝书法上已经发展到了以二王楷书、行书、今草为主流的、完全摆脱隶书八分之风的楷化阶段了。但在遥远偏僻的敦煌，由于频繁的战争，地方割据和政治、经济、交通等方面的相对落后，所以在文字、书法的发展上，仍然停留在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初级阶段。这一时期东晋、北凉和北魏早期的写经书法基本上是以隶书和简书的体态为基本形式的。其文字结体稍丰于隶书和简书，变隶之扁平为正方或长方，在用笔上仍然大量地保留了汉简之意。一般横划下笔直入，不作回锋，落笔用力重按，形成了左尖右钝之势。笔法浑厚圆润，笨拙之中却透露出北方民族憨厚纯朴的气质。这种书风在甘肃省博物馆藏《道行品法旬经》第三十八、《泥洹品法句经》第三十九、^[3]《三国志吴志步骘传残卷》、^[4]敦煌研究院收藏的北魏兴安三年（454）的《大慈如来十月二十四日告疏》《优婆赛戒业品之余卷》第七、《佛说幻士仁贤经》《佛说八师经》^[5]等为代表。其书法字形比简书纵长而呈圆势，左低右昂，笔画之间的安排随着笔势而转，并不刻意追求空间结构的划分，而是以各种笔法表现浓郁的隶书形态与笔意，形成一种重“气势”与“骨力”的险劲淳厚、雄健刚强的美。而在北魏后期的众多写经作品中，以敦煌市博物馆收藏的《大般涅槃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照明品》第十，敦煌研究院收藏的《大般涅槃经》卷第八、《如来性品》第四之五^[6]和国家图书馆7308(莱52)号《摩诃衍经》卷第一、新1326号《大般涅槃经》卷第七^[7]等为代表。虽然对早期的一些基本特点有所继承，但对于字形的处理、间架结构的安排亦不像前期那样随意和丰密了。而字形逐渐平稳方正，间架疏密适度，书写风格也由丰腴敦厚转入相对俊秀舒展、自由奔放。但点画撇捺之间，仍有浓厚的隶书笔意。在字的结体上变早期的圆斜朴密为平直方正，注意结构空间的疏密排列，笔画普遍匀细圆润，夸张字中主要的横、撇、捺等笔画，使之加长，并存有隶书中的雁尾形态，行笔迅疾，十分重视笔势的往来顾盼，虽然笔迹具断，然而笔意、气脉却连绵不绝。通篇观之，刚健潇洒，飞舞灵动，呈现一种风骨兼备、俊宕飘逸之美。

第二个时期则是由西魏、北齐、北周到隋代以前。这一时期是由隶书到楷书转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在北魏文字演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文字的结构和书法的用笔。既保存了前人写经书法中优良的传统，特别是作品中的装饰性因素，又大胆地摒弃了北魏以来的环转、挑捺之笔，变环转为方折，变挑捺为波磔。除少数笔画中稍有隶意外，楷书的面貌基本上已经定型。而且这一时期的写经作品非常注重笔势、行气与整幅作品的气脉贯通等艺术因素。如斯氏11号《大方广佛经》卷第53、54、^[8]甘肃省博物馆藏《贤愚经卷第二》、^[9]敦煌市博物馆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45等，皆属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尤其是后两件经卷，当是西魏之写经高手所为。其书法结体茂密，斜中取势，意态优美，用笔圆润、丰腴，挥洒灵动而不狂放，笔画粗细搭配合理，轻者不浮，重者不浊，趣味淳厚，字字珠玑。其中隶书的形态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可见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将一系列矛盾统一于整体之中，寓精心安排于自然无形之内。它的造型与韵致和江南士人书法如出一辙，成为北朝写经书法中清逸风流美的典型。

第三个时期从隋唐开始直到北宋时期。自隋文帝重视佛教曾亲制愿文，到唐太宗手草《圣教序》提倡佛事，在全国相继设置了不同级别的翻经馆(隋代)、译场(唐代)，并在朝廷专门配设高级官员和大书法家进行监写、校定经书。这对写经书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和指导作用，使写经书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初唐时期，唐太宗对二王书法的膜拜和对虞世南书法的推崇，影响着敦煌的写经书法。敦煌藏经中很多作品皆为虞书风格。如斯氏36号《金刚波罗蜜经》、^[10]斯氏48号《妙法莲花经》卷第5和敦煌市博物馆所藏《妙法莲花经》卷第6等作品，都是唐初大书法家虞世南之子、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开国公虞昶监写，由经生、书手吴元礼、郭德、王思谦等人书写。其书风承虞氏一脉，结体严谨、用笔圆润、笔势往来、顾盼有致，可谓“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11]肃整规范、尽理尽法，为初唐写经中的上品。开元、天宝之后，禅宗思想进入艺术领域，书法改变了初唐时期由二王一路传至虞世南的道劲规整的风格，追求自我灵性的发掘表现和“随手变化生空虚”^[12]的纵逸风格。这种潮流也波及了当时的敦煌写经书法领域，使初唐经书中恪守虞规之风大为改观。如斯氏8号《妙法莲花经》卷第2、^[13]斯氏114号《妙法莲花经》卷第7自二十五品至二十八品等作品皆为这一时期之代表作。其卷以行楷书写，笔法精妙，“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14]飘逸舒展、潇洒流畅，融风流劲健为一体，外柔内刚，气韵高逸，大大推进了经书体书法艺术的发展。

二、敦煌遗书书法的艺术特征

敦煌遗书从书法风格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佛、儒、道诸家的各种经典和古代重要文献。这类书卷一般内容较多、篇幅较长，书写时一般都由专门的书手、经生抄写。所以，其书风规范，书写技巧高超，注重通卷的整体性和装饰性。书体以隶书、隶楷和楷书为主，兼有行楷。如斯氏11号《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53、54、^[15]斯氏85号《春秋左传杜注》和敦煌经卷文书中的大部分书卷皆属此类。第二类是诗词歌曲、文牍告敕。这一类题材由于篇幅较短，内容活跃多变，一般都是即兴之作，没有长篇经籍那么严肃规整。在书写上可以更为自由、浪漫一些。因此，此类文书的书写则更能发挥书家、书手的个性，使作者的艺术修养、审美修养以及社会阅历、政治见解等创作因素都能得到充分发挥。书体常以行书、行草甚至小草书写。如斯氏372、373号《李存勖诗五首》《唐玄奘诗五首》皆用行草书写。其笔法劲健豪迈，在纵逸之中显出古拙之意，笔势翻飞有致，时擒时纵，气势生动流畅，其精魄锋髓颇有北宋大家黄山谷之风，通篇作品洋溢着书手纯真炽烈的感情。

敦煌遗书的书体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称之为“经书体”，源于秦汉以来的“简书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以后抄写经卷的重要书体。它详尽地记录了中国文字隶变以后楷化的全过程，对文字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卷子的抄写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经书体”是在专门制造的黄、白麻纸和皮纸上，按一定的规格，划上乌丝界，以工整清晰的笔法书写的。“经书体”产生于当时社会下层的民间书家之手，特别是早期的经卷书法，字里行间充满了古朴天真、稚拙生动的民间特色和地方特色，是研究北方地区书法和文字发展的重要资料。但是随着佛教事业的不断发展，佛学理论不断地深入人心和统治阶级对佛教的进一步重视，写经活动很快从民间进入宫廷，从僧侣阶层进入到仕人阶层，并使写经书法艺术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www.xing528.com)

敦煌遗书以民间书写为主的表现形式，流露出淳朴潇洒的自然美感。写经作为一种职业，无论是僧人书写者，还是民间抄经手，或者是官方抄经人，都不是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最高地位的体现者和拥有者，更没有受到同期最高的文化教育。因此，经书抄写者的书写水平，与同期的代表书法文化前沿的书写能力和水平相比，其民俗、自由、不规范的成分较多。写经书法在书写技巧上具有民间书法的特征和风格，在书写过程中，尽管心理上以流传诵读、修行功德为目的，抄写时必然力求规范齐整，以恭敬表达对佛的皈依，但正是这种想规范而规范不了，想文人化而文人化不了的努力竞争中，留下了既与官方正体不同，也与文人书写相悖的自然书写形式和现象，留下了淳朴而潇洒的经体书法样式和质趣天然的特殊审美现象。与成熟的文人书法相对应，写经书法却自成体系，以生动、自然、志趣为特征，自行独立发展，逐步形成了与碑帖相对应的独立书法书体样式，显示了民间的、鲜活的、自然生命的活力。正是写经人想写好而由于受书写能力的局限，所表现出的淳朴自然的审美理想和感受，也正是规范的文人书写难以表现的审美特征，这种非自觉而流露出的自然美，在文人书法中却无法找到。特别是行书、草书写经的出现，给写经书法带来了新的生机，这些作品不追求严谨的法度、优美的体形，不讲究用笔的技巧，而是以发掘自我灵性的途径，追求自我情感的抒发和创作过程中个人心理上的愉悦。

三、敦煌遗书书法的价值

以写经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敦煌遗书，留存了王羲之、欧阳询、柳公权等著名书法家的经典名帖。这一方面反映了经典书法艺术在同一时期其他社会领域中的传播、渗透和影响，即主流书法文化对寺院经书书写在敦煌遗书书体形成中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说明在包括写经在内的其他书写领域对经典名家名帖的崇尚、学习、向往和追慕。正是这些经典名帖的留存和传播，为众多的写经人寄予了重文尚法的追求和理想。抄经者尽管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对经典名帖难以完全消化或吸收，但他们仍然将这些经典作品作为学习临摹的范本和样式。

纵观敦煌写经书法的发展，无论是哪个朝代或哪个大的历史阶段，写经书法的作者都不是著名的书法家，而且多数身处偏远的西北角隅，但他们始终没有和内地的士人书法家失去联系。他们常常受到士人审美意识的影响，学习士人书法的风貌，有时还反作用于士人书法，形成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格局，共同反映了古代书法艺术的审美取向。

敦煌遗书的抄写年代，最早的《大般涅槃经》为西晋时代所书，即公元305年。最晚的一个写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宋代所书，即公元1002年。敦煌遗书在这近8个世纪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中，一方面极大地浓缩和再现了这一漫长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相关问题的全部内涵；同时全面缩影了这一时段的书法文化演进的全过程，全面体现了中国书法在字体书体流变过程中形成的真实面貌及其特征。敦煌遗书形成的时代，正是中国汉字发展最关键的时期，也是书法书体变化最复杂的历史阶段。从汉字发展的角度分析，篆、隶、楷三种官方正体和行、草两种文人书写等五种字体全面形成，其中官方正体中的楷体字以便于书写的优势得到了长足发展，在众多的使用场合几乎替代了篆、隶字体，并在自身纯化和简化过程中，形成了独领风骚的历史事实。从书法发展的立场和视觉分析，楷书从汉末魏晋的形成到中唐的定型，中间形成了无数种丰富的面目，无论是工具、载体、风格、样式等方面都创造了历史的最高成就。行草书却以流动书写和极度表现的优势，充斥了文人的文化交流和传达性情的精神领域，掀起了行草书书写的最高潮，成为行草书的巅峰时期。

敦煌遗书就是在这种书体字体无限变化和不断发展演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它最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汉字书写的演变过程，它给后人揭示了以刻石为主要呈现形式的背后，客观地存在着先民徒手书写在纸卷上的书法真迹。它在书写中的丰富变化和字体及字形结构的演进过程，给书法创作和研究提供了最佳也最真实的参照对象。敦煌遗书中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全有表现的书作样式。其中篆书有《篆书千字文》、隶书有《晋人写经》《大般涅槃经》等最为典型，而遗书中的行、草、楷这三种书体的作品最为精妙，除了它所具有的文字演变书写的参照价值之外，在书法艺术的创作上更具有丰富的借鉴价值。行书中《劝纳谏文》后记、《大涅槃经疏释》等作品，流露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精神气息；草书中《贤护经疏》《法华经疏》等作品，表现了章草与今草的衔接和过渡，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书法创作的借鉴价值。如果说五种书体中最有独立审美价值和创新意义的要推以楷书面目出现的敦煌写经体书法。它真实地再现了楷书形成、发展到定型的全过程，并在丰富多变的楷书形态中，最后沉淀了一种具有强烈风格特征的敦煌写经体楷书。其中从《法句经》《十颂比丘戒本》《成实论》卷14、《华严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大云经疏》等遗书中，完全可以看到楷书发展演变成熟的过程和全貌。同时也能看到写经体书法的艺术特征和在当今书法审美中的价值和意义。

研究和分析敦煌遗书书法的艺术特征，对于开发敦煌书法文化艺术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敦煌遗书书法为传统帖学开辟了新的视野和境界，原始地再现了以二王为代表的、以书写为表现手段的真正的帖学面目，以独特的书写样式改变了人们对帖学形成的偏见和长期否定的观念。敦煌遗书书法也使人们认识了与书法艺术真正自觉后所留下的古人汉字书写痕迹，从而推断出同期书法家书写的动作和过程。书法艺术的真正审美价值在于书写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碑帖给人的是结构和布局的宏观感受，受到载体、制作技术差异以及时空的限制，人们只能在铸造和刻印的碑帖中推测和借鉴；而在敦煌书法的作品样式中，我们完全可以分析并推测到书写者书写的原始形态，特别是毛笔运行的角度和感受，所有书法所具有的书写情怀完全可以从遗书的字迹中寻根究底、吸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