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教材的指导思想

在这次会议开始时，我明确提出了基本法教材编写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为指导思想，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怎么把这一指导思想贯穿于基本法教材之中？我们认为首要的还是要提高对“一国两制”在我们党领导的事业中的地位的认识。怎么从宏观上提高这个认识？我看是不是可以从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来把握“一国两制”在党领导的事业中的地位。

第一，“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是这样讲的，“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些年，国内不少专家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进行归纳和探讨时，都把“一国两制”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一国两制”既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战略构想，在香港、澳门回归后，又成为对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实施管治的方式。保持香港、澳门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方针政策，为什么能够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中有两点在我们编写基本法教材中尤其重要：

第一点是，“一国两制”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邓小平同志1984年12月19日会见撒切尔夫人时讲过，“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在编写教材中同样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这是确保教材能够正确反映“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的灵魂。

第二点是，“一国两制”强调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强调国家主体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在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同样是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邓小平同志还讲过，“我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一个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的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的存在，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我们在编写教材时，不能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把“一国两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问题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是教材能够具有生命力，能够发挥作用的根本要求。

第二，保持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是我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8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五十年不变问题时曾经明确指出，“为什么说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那么，五十年怎么能变呢？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领导制定的“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是放在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大框架中加以考虑的。通过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论述，我们可以体会到，不仅是五十年不变问题与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而且保持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本身，就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历史，从中可以看出，香港、澳门地方虽小，但中央一直就把港澳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考虑。(www.xing528.com)

首先，新中国成立时，中央决定暂不收回香港、澳门，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央把对港澳方针政策概括为八个字，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为什么有这样的决策？主要是考虑到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大家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外部环境是什么？这就是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国进行了长期的封锁，这种状况直到中美建交后才从根本上打破。在很长时间内，我国开展国际交往只有三个通道，即经过苏联、巴基斯坦和香港。所以，新中国成立时决定不收回香港，从战略上来讲，最重要的是保持一条我国与国际社会进行接触的战略通道，同时也保持一个我国可以与世界各国开展国际贸易的主要场所。今年1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李克强副总理会见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在座许多同志可能不了解这个俱乐部的背景，实际上这个俱乐部同香港也有关系。这个俱乐部的前身是成立于1954年的英中贸易48家集团，由一批打破西方国家对华禁运，被誉为“破冰者”的英国工商界人士组成。为什么他们敢于打破西方国家对华封锁？这是因为英国为了保持对香港的管治，在西方主要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一定程度上默许英国工商界人士开展对华贸易。因此，中央在香港问题上的决策，不仅对于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具有重大意义，对于打破西方国家对我进行封锁，也具有重大意义，是建基于我国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战略决策。

其次，“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兼顾到我国新时期的三大历史任务，同样是战略决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解决香港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中央最早确定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只有两条，第一条是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能再晚；第二条是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就是为了实现这两条重大决策而制定的。这同样是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考虑。大家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三大历史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是实现祖国统一这一历史任务的重要内容，同时，在“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政策下，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香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香港经济起飞，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这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很重要，而且香港问题涉及到英国，采取什么方式解决，直接影响到我国建设与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怎么既能够收回香港，朝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迈出重要一步，又能够使之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继续发挥特殊作用，还能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也就是说，在解决香港问题上，同时涉及了三大历史任务，怎么同时实现，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这就只有实行“一国两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国两制”是一项纲举目张的政策，在我国发展战略中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保持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本身是我国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政策，尽管都是战略决策，但它们之间有一个根本不同，这就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更多地是把保持港澳地区的特殊地位作为一种手段，而“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则把保持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作为国家的目的，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港澳和内地是一个整体，内地全力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港澳充分发挥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独特作用。因此，保持港澳地区繁荣稳定，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是完全一致的，与中央的强国、富民治国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解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香港、澳门回归后，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央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帮助两个特区渡过难关，保持繁荣稳定。现在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都把香港、澳门纳入其中，这也说明保持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是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第四，对香港和澳门实施有效管治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是国家执政党，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都是党的执政事务。在处理港澳问题上，从来都是遵循由党中央制定政策，然后上升为国家政策，在必要时转化为国家法律这一路径。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决定暂时不收回香港、澳门，但始终坚持香港、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不承认西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的立场，在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立即采取措施促使联合国通过决议，把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这些措施为收回香港、澳门奠定了基础，充分体现了党的治国理政的智慧和能力。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后，中央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回答了采用什么方式收回香港和澳门，在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实施管理，保持港澳地区繁荣稳定等重大问题，这些同样是党治国理政高度智慧和能力的重要体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我们党不仅领导着内地23个省、5个自治区和4个直辖市，而且还领导着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面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实施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为什么是“崭新课题”？这是因为香港和澳门是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保留了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管理好这两个地方，在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上是从所未有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重大课题”，强调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同时也提出了不断探索前进的任务。所以，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不是中央不管，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对两个特别行政区实施管治，把香港和澳门管理好、建设好，始终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始终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