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电影史：地域文化视角的有益尝试

当蔚为壮观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项目陆续出版了《浙江文学史》《浙江戏曲史》等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系列著作后,现在我又看到这部由宁波工程学院竹潜民教授主编、图文并茂的电影史著作,不禁感到由衷的高兴。

近些年来,作为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者,我一直注意着宁波工程学院地方文化研究所老师们的中国电影史研究状况。他们从2001年开始,从研究宁波籍电影大师袁牧之起步,逐渐扩大到研究宁波籍的张石川、邵氏兄弟、应云卫、林杉、桑弧、张鑫炎等,出了一批著作和论文,成果颇丰。他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界的关注,中国电影史研究权威、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原书记程季华教授曾在多种场合介绍了他们“从一个地域的角度研究电影史”的尝试和探索,2006年《中国电影年鉴》发表的年度电影史研究综述中也对此给予肯定的评价。十年磨一剑,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努力,现在终于写出了60余万字《浙江电影史》,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浙籍电影人和浙江电影业的发展历史与美学流变,成为他们研究中国、浙江电影史集大成之作,实在具有值得肯定的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

浙江电影史是浙江文化史重要的一侧。浙江籍的电影家对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涌现了张石川、邵氏兄弟、夏衍、史东山、应云卫、沈西苓、袁牧之、柯灵、桑弧、谢晋、吴贻弓等电影大师和电影事业家。正如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中所阐述的那样:“与文学史上有‘现代文学三分天下浙江占其一’说法一样,如果我们套用一下,也说一句‘中国电影三分天下浙江占其一’,是完全可以的。而且,从1905年到1949年,浙江电影家的比重甚至超过了文学,即使说‘中国电影两分天下浙江占其一’,也是一点不过分的。”浙江的土地仅占全国百分之一,人口约占百分之三,而浙江籍电影家约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不仅数量上众多,而且在质量上更为突出。这是浙江文化史上的辉煌一页,非常值得浙江人民骄傲。

但以往的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一直没有向地方电影史这个方向伸拓,至今在我有限的视野范围内,还没有看到过一部完整的地方电影史。而竹潜民教授带领的这个科研团队,开拓了一个新的课题,填补了我省电影研究的一项空白。此前,据我所知浙江没有一部这样系统研究浙江电影历史的著作,还没有谁对浙江的电影事业进行过如此宏观深入的叙述。该课题以史的形式概括了浙江电影的百年发展历程,总结浙江电影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彰显浙江籍电影家对中国电影事业的杰出贡献,为浙江电影的未来走势提供有益的借鉴,这对我们发扬先辈的优良传统,弘扬地域文化特点,都是一件很有启迪意义的事情。

纵观整部《浙江电影史》,我觉得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布局严密,架构完整。该课题把研究对象框定在两方面:一是浙江籍电影家对中国电影业的突出贡献,包括创建电影公司、创作电影作品的浙江籍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音乐、技术人员、电影事业家等,其中以导演为核心、以电影编剧和电影事业家为主;二是浙江本土电影事业发展,百年来浙江地域的电影发行、放映,电影制作、拍摄,电影教学、电影宣传和评论、对外交流等。全书以这样的框架对浙江的电影事业进行了总体式的扫描,采用导论、五大章、结论七个部分的结构,以史家的眼光对浙江电影历史轨迹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这样的框架把握、结构方式都是比较合理的。(www.xing528.com)

二是材料丰富、资料翔实。本史不仅仅只是研究上述夏衍、史东山、袁牧之、谢晋等有很高地位的大师、名家,而且对卓有成就的程步高、李萍倩、吴性栽、马徐维邦、林杉、胡苏、汪洋、徐桑楚、徐肖冰、黄宗江、季康、张弦、张鑫炎等浙江籍电影家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包括电影史上地位还不是很高的,如徐昌霖、干学伟、李昂、陈逸飞等,个别甚至还有争议的人物,如李祖永、张善琨等,也作了实事求是的中肯评价。可以说,中国大陆的浙江籍编剧、导演、电影事业家,几乎没有什么遗漏。另外,本书的资料工作也做得不错,附录“浙江电影大事记”分为“浙江本土发生的电影活动”“浙江籍电影家创造的电影”两部分,就显得有创意。

三是定位准确、观点新颖。本著作不仅仅是用政治史的逻辑框架来叙述电影的发展过程,而且是以浙江电影史自身发展的梳理与论述为重点,例如将1931年有声电影的出现、1948年彩色影片的出现作为电影不同历史时期的分界点,这个定位就是符合电影发展自身逻辑的。除在立意上有所创新以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见解,如对于张石川,认为在不否认张石川过失的前提下,应该恢复他在电影史上杰出的创始人、先驱者的本来面目,让他在中国电影史上重放光彩;对投资多家电影公司的老板吴性栽、李祖永为中国电影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对桑弧喜剧电影和文学名著改编电影的美学价值作了新的阐述;史东山的《新儿女英雄传》、徐昌霖的《情长谊深》、黄宗江的《海魂》、浙影厂的《胭脂》等影片,以往的评价有的一般,有的较低,但这些影片都有其特殊的价值,应予以重新评价;谢晋、吴贻弓的“反思”电影,得到领导、专家、观众的一致好评,但也存在某些败笔,对此不应该忽略,等等。又如对第五代导演中为何鲜有浙江籍电影家的问题作了分析;并在电影产业链的视野范围内,对电影的商业、娱乐特性,电影的欣赏方式,电影票价价位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显示了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当然,作为第一部《浙江电影史》,本著作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我觉得大致有这么三个问题:第一,与文学个体创作活动不同,电影制作是群体性的创作活动,在世界电影史上,形成了好莱坞式的以制片人为核心与欧洲电影以导演为核心的两种创作模式,这两种模式与电影史地域的界定显然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如何破解这种矛盾与冲突,写出一部更为科学、合理的地方电影史,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二是本书作者对“十七年”的电影评价有点过高,新中国“十七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电影取得了不可抹杀的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左”的烙印,包括一些名家的名片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本书在叙述过程中对这些问题的剖析不够,其中的原因,可能与编撰者青少年时代熟知这些影片、深受其影响有关;三是对浙江本土的电影活动,包括电影发行、放映、评论的历史的阐述有点简单,在这方面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好在这些问题、特别是后面两个问题作者自己已经有所认识,这就为他们今后进一步的电影史研究创造了条件。我也衷心地希望,电影史学界能加强对地方电影史的探讨,继续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深入研究电影思潮和创作的嬗变与发展,能从电影产业链的层面,写出更为完整、更具学术品位的电影发展史、电影产业史来。

(原载《浙江电影史》,竹潜民主编,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