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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文化图谱编制的理论与方法

时间:2023-07-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我国,图谱编制的做法古已有之。尽管我国图谱编制的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但其以图像和图表为基础来处理复杂事项的特点却始终并未改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一些学者不但编著了大量的图谱文献资料,而且还形成了许多关于图谱学的理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宋代的郑樵。例如由郑振铎编撰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以时代先后为序,从上古、殷商到明清共24辑,8开图版共618页,3000多幅图片。

我国历史文化图谱编制的理论与方法

在我国,图谱编制的做法古已有之。古人认为编制图谱的目的是“为图所以周知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郑樵《通志·氏族典》)。尽管我国图谱编制的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但其以图像和图表为基础来处理复杂事项的特点却始终并未改变。早在汉代司马迁的传记体史书中,就有图表的制作,它以时空为线索,勾画了中国历史上的各种重要事件,使人们有效地了解历史,纵向洞察发展规律,横向体现多元特征。

宋代以后,中国图谱的书籍逐渐多了起来,其中较为著名的有:

《通志·图谱略》:南宋郑樵编撰,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宫室、器用、车旗、衣裳、都邑、城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古今、名物、书等古今学术中非图谱无以掌握的十六个方面。《图谱略》中还分“记有”和“记无”两个部分,记载了大量当时存世和已经失传的图谱文献。其特点一是内容丰富,取材广泛;二是着眼于实用,取其“有裨实用”的方面;三是“图”占大多数,“谱”则很少,且两者概念时相混淆。

值得注意的是,在《图谱略》所列的“记无”中,郑樵将“图谱”整理为26个小类,如地理、易、诗、礼、乐、天文、阴阳道家、释氏等。将原来散布于各个部类的“图”和“谱”重新集合到一起,组成一个独立的类别。这种做法,让图谱类文献在目录学中散而复聚,隐而又显。

《遂初堂书目·谱录类》:南宋尤袤编撰,依四部共设42个类目,其中21个类目中收录了各种图谱(包括录、表)。《遂初堂书目》的一个贡献在于,它没有将难以归类的图谱弃之不用或牵强地归于他类,而是设立了“谱录类”,将能够归类的“图”与“谱”全部安排妥当后,剩余“无类可附”的则归入此门。《遂初堂书目·谱录类》中的“谱”占绝大多数,但它并没有排除“图”的存在,收入的图本有《宣和博古图》《考古图》《李伯时古器图》《晏氏辨古图》等。

《三礼图集注》:五代聂崇义编撰,共20卷,凡图380余幅,文字约10余万言,内容主要是考绘行礼所须的车服、礼器等,而对行礼所在的宫室述之甚略,亦不甚精准,对五服制度及礼仪进程中揖让进退的具体方位更是毫无涉及。即使是该书主要考绘的服制礼器,也存在一定的争议。(www.xing528.com)

《三礼图》:明刘绩编撰,该书共有4卷,凡图200余幅,主要是行礼所用的器物与车服,亦有五服图与宫室图若干,但并无行礼方位图。与聂氏图相较,刘绩增旧图所未备者七十余事,可补崇义之阙。

《三才图会》:明王圻、王思义编撰,百科式图录,共106卷。内容分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等14门,取材广泛,所记事物,先有绘图,后有论说,图文并茂,相为印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一些学者不但编著了大量的图谱文献资料,而且还形成了许多关于图谱学的理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宋代的郑樵。在《通志·图谱略·索象》里,郑樵对图的认识功能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在总结前人治学的经验时他说:“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放左,置书于右,索象赞图,索理龄书”。只有这样,从事学问才“人易为学,而学亦易为功,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宜之行事之间。则茫茫然不知所向”。郑樵强调的“索象”,就是重视对实物图谱的研究,并把它和文献资料相佐证,同时表明他已认识到,图和文字一样,也是一种“语言”,即令按现代信息论的观点,一切图样都是信息载体,即图形信息。图在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历程中,发挥了语言文字所不能替代的巨大作用。[3]

学理论在郑樵那里首先得到总结后,在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又得到了进一步阐发。章氏的《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等三篇文章,强调了“图”对史学研究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郑樵“但知收录图谱之目,而不知自创图体,以补前史之所无”,是很大的遗憾。时至晚清,图学渐趋发达,大致发展方向有二。其一是专科目录中所收的图学书籍。如金石艺术中,张之洞《书目答问·史部·金石第十三》中设“金石图象”子目;晚清容嫒《金石书录》分为10类,每类均有“图象之属”的子目。又如专门的地图目录,有民国时代编制整理出版的《地图目录甲编》《中国舆图目录》及二编、《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清内府造办舆图房图目初编》等。其二是西学目录中的图学。晚清中国的有识之士,在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下,竭力主张目录学要大力宣传西方现代思想和科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撰《日本书目志》,首创新的分类法15门,第4门即为“图史”(相当于地理历史学科),其中包括了日本地图和世界地图;次年,梁启超发表《西学书目表》,分西书为“学”“政”“教”三类,其中“学”类中即有子目“图学”,收录测绘和绘画之书。晚清图学的发展,当然有思想方面的种种原因,而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的传入,也是图学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4]

近代以后,中国学者中仍有许多人对图谱的学问进行了较多的探索。例如由郑振铎编撰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以时代先后为序,从上古、殷商到明清共24辑,8开图版共618页,3000多幅图片。全册分上中下三册,由上海出版公司发行。这是一部中国历史图谱的资料库,包括有仰韶、小屯文化安阳甲骨、商周铜器、西陲汉简、乐浪漆画、武梁刻石、北魏造像、正仓唐器、敦煌壁画、宋元书影名画、明代刊本瓷皿、清朝画像墨迹以及各时代有关生活文化、工艺美术建筑设计、衣食住行之器物等等的照片图像,受到了史学界的广泛好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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