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剧作家杨潮观写的短剧《寇莱公思亲罢宴》，无论思想或艺术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此剧在当时，影响就比较大，如焦循《剧说》卷五云：
《吟风阁杂剧》中，有《寇莱公罢宴》一折，淋漓慷慨，音能感人。阮大中丞（按，即阮元）巡抚浙江，偶演此剧，中丞痛哭，时亦为之罢宴。盖中丞亦幼贫，太夫人实教之，阮贵，太夫人久已下世。故触之生悲耳。
建国以后，中国京剧院又改此戏为皮黄，现已成为传统剧目之一。近读张毕来同志的文章，觉得对此戏还有一谈的必要。另外对改编本也有点滴意见想谈。因写此文，意在向多方面求教也。
就我所知，杨潮观写此剧是有所依据的[1]。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云：
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相传云是寇莱公烛法。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按，即杜衍）为人清俭，在官未尝燃官烛……二公皆为名臣，而奢俭不同如此。
这段话即为后来《宋史·寇准传》所本，所谓“虽庖匽所在，必燃炬烛”。而《罢宴》中刘婆在回廊上被蜡泪滑倒的情节，则显然从《归田录》引申而得。至于寇准生活作风奢俭问题，在北宋当时即有两种绝对相反的说法。据欧阳修、司马光的说法（司马光之言见家书《训俭示康》，不具引），寇准的奢侈浪费是出了名的；但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卷七却说：
寇莱公既贵，因得月俸置堂上。有老媪泣曰：“太夫人捐馆时，家贫，欲绢一匹作衣衾，不可得。恨不及公之今日也。”公闻之大恸。故居家俭素，所卧青帷，二十年不易。或以公孙宏事靳之，公笑曰：“彼诈我诚，尚何愧！”故魏野赠公诗曰：“有官居鼎鼐，无宅起楼台。”后虏使在廷，目公曰：“此无宅相公耶！”或曰，公颇专奢纵。非也。盖公多典藩，于公会宴设则甚盛，亦退之所谓“甔石之储，尝空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宾筵”。余得于公之甥王公丞相作公墓志，公遗事如此。（按，魏野赠诗事，又见于王君玉的《国老谈苑》和吴处厚的《青箱杂记》，“宅”字作“地”，是。）
不但大力为寇准“辟谣”，而且还说他自奉极其菲薄。可见杨潮观写寇准因思亲而罢宴，一反平素铺张奢侈之风，也并非毫无理由。特别是魏野献诗，是北宋极有名的故事，即令诗意近谀，也未见得尽属子虚。假如寇准果真是个极端奢侈、全无俭德的官僚，则魏野的诗岂不成了刻骨的讽刺！杨潮观面临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面写寇准为做寿而大事铺张，一面又写他能因思亲而毅然罢宴，我觉得倒是一位善于处理历史题材的能手。(www.xing528.com)
谈到此剧的主题思想，我以为也不宜单纯地理解为反对铺张浪费。《吟风阁杂剧》卷首《小序》云：
《罢宴》，思罔极也。长言不足而嗟叹之，不自知其泪痕渍纸，哀丝急管，风木增声，恐听者与《蓼莪》俱废耳。
在寇准的台词中也明白交代了全剧的思想中心：“树欲静而风不宁，子欲养而亲不待，真是古今同此一恨也。”“树欲静”两句见于《韩诗外传》卷九，即通常所说的“风木之悲”。但此戏开场却写寇准为了铺张祝寿，派人采办奇珍异品，并且征歌选伎，而被派的家奴竟私自花费了大量银钱。作者认为这是上行下效的结果，“不是贵人夸耀，怎得奴辈猖狂”。寇准因寿日“不能成礼”，立时大怒，竟要把家奴处死。这事被老婢刘婆知道，因想“虽则贵人性大”，而对旧日生涯“也不该十分忘怀了”，才借被烛泪滑倒为由，向寇准陈述寇母当年如何劬勤辛苦抚孤成人，“到如今，怎金莲银炬，照不见你憔悴老萱堂”“恁羹香酒香，也滴不到泉台上”。进一步更借寇母的口吻向寇准指责：“只是没爹的孩儿，从小任性，我又失教，怕他一朝得志起来——就这一件，我做娘的放心不下……”这样反复倾诉，更以今昔处境作强烈对比，终于引起寇准的“风木之悲”，于是赦免家奴，并且毅然罢宴。剧本成功地塑造了刘婆的形象，也肯定了寇准的从善如流、转怒为悲，从而揭示了戒奢崇俭的教育意义。但这种教育意义乃是通过明孝道、念亡亲的思想感情来体现的。虽说这里面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却比较符合作为历史人物寇准的真实情感，因而它给观众的感染和启发也比较顺理成章，不嫌牵强生硬。这在作者看来，无论是宣扬孝亲或提倡崇俭，都是褒其所当褒；而对于士大夫的得意忘本、纵奢忘俭的行为，又都是贬其所当贬。初不论历史上真的寇准是否有恶德。如果剧本竟尔正面宣扬寇准的奢侈浪费，那才是褒其所当贬，即使取材与正史完全相符，也是不足取的。
刘婆这个人物，在《闻见前录》中只有一点影子，杨潮观却把她写得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她好酒贪杯，倚老卖老，同时却又不失劳动人民的品质和身分。她那几分“疯”气被作者刻画得恰到好处，亦假亦真，不即不离。甚至寇准已罢宴停觞，还必须“批准”她例外饮酒。只有这样，这个老太婆才不是作者的传声筒，而是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至于作者笔下的寇准就比较矜持，而且如前所述，他的行事也基本上不违反作者所凭依的史料。
必须指出，今天我们对《罢宴》的看法，同阮元之流当然大有距离。阮元受感动，是由于剧本强调了孝亲思想；我们肯定此剧，则在于它启发我们戒奢崇俭。因此，京剧院的皮黄改编本在倾向性上做了较大的更动，这是正确的。把寇准的妻子这一角色从剧本中删掉，虽稍嫌突兀，但从“省头绪”的原则出发，似亦无可非议。使人感到不足的是刘婆的性格大大简单化了，“女刘伶”好酒贪杯的特征不见了，佯疯卖老的生动情态也被严肃的说教口吻所代替。于是刘婆基本上只为完成劝人“勤俭节约”的使命而出场。我觉得，从寇准方面设想，如果不用足以引起“风木之悲”的感情来打动他，只是大讲勤俭节约的道理，是未必说得服他的。此外，皮黄本还添叙了寇母爬山采松香以照明的情节，这在古代社会的妇女是不可能的，因此显得不真实。我想，我们不妨一面重排昆曲本《罢宴》以资比较，一面再把皮黄本加工整理，使它的思想和艺术更加统一、更加丰富，也是百花园中的一桩韵事。
1962年6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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