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对已有文献的评述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最近，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明，在国家或地区层面、产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Levine，2004）。虽然取得的进展令人鼓舞，但这并不是“金融—增长”联系的终结，迄今为止，我们还远远没能准确理解金融体系影响实体部门经济绩效的机制（Zingales，2003），这毫无疑问应该成为后续研究的重点。

著名经济学家Schumpeter早在1911年就做出了如下论述：金融中介由于能将社会储蓄配置给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因此，其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地位。根据Schumpeter的观点，金融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并不是由于其提高了储蓄率，而是因为金融体系改善了社会储蓄的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增长。Schumpeter关于“金融—增长”联系的这一经典论述，在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高度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起飞的首要条件的环境下，并没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个时期的“金融—增长”文献主要是关注金融体系在提高储蓄率和投资水平方面的功能。随着内生增长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人们认识到技术进步（生产率增长）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资本积累由于受到边际报酬递减的约束而没能对长期的经济增长贡献更多。因此，金融体系通过提高资本积累和投资水平这个渠道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只能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这个渠道来实现。在这个背景下，Schumpeter的观点重新赢得了人们的关注并得到了长足发展。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人们已经认识到金融体系具有信息生产和信息分析、项目监控和公司监管、风险分散和风险管理、储蓄动员和储蓄积聚、交易平滑等五个方面的职能，这些职能使得金融体系能够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解释力（Levine，2004）。[2]

由于数据获取和估计方法上的限制，逐一检验金融体系的这五项职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最近的经验研究文献日益关注金融发展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也是“金融—增长”研究领域的一大进步。Rajan and Zingales（1998）以42个国家36个产业构成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的研究发现，R&D密度更高的产业更加依赖于外部融资，这些产业在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经济体中也增长得更快，因此，金融发展通过给予高R&D密度产业必要的金融支持从而有利于生产率增长。Levine and Zervos（1998）采用47个国家1976—1993年间的数据为样本的研究证明，股票市场流动性和银行业发展均能够促进生产率的增长。但也存在很多的不同意见，如Shan and Morris（2002）、Ibrahim（2007）、Cole（2009）等的研究却不认为金融发展对生产率具有促进效应。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Rioja and Valev（2004）的工作，他们以74个国家1961—1975年间的数据样本研究发现，低收入国家中的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作用于资本积累来影响经济增长，与之相反的是，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高收入国家中的金融发展则主要是作用于生产率而影响经济增长，他们认为这个结果主要是因为这些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来驱动的。不过我们认为更为合理的可能解释是，这些低收入国家普遍具有更差的制度环境，制度缺失环境下的金融体系的各项职能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这导致了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仅停留在积聚资本方面，而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因为，金融体系实质上是一组契约（La Porta et al.，1998），金融体系的各项职能能否得到发挥就取决于金融契约能否被有效地履行，一个完备且高效的制度环境则是保证金融契约有效性的必要前提。(www.xing528.com)

近年来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也逐渐升温，但是迄今为止，中国金融体系规模的扩张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是一个在经验上争论激烈的问题。Aziz and Duenwald（2002）以1988—1997年的分省数据研究发现，中国银行部门总体信贷规模的扩张无论是对资本积累还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银行部门将大部分信贷资金均配置给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而具有更高效率的非国有企业获得的信贷资金是非常有限的。Boyreau-Debray（2003）以1990—1999年的分省数据研究发现，银行部门信贷规模的扩张甚至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负面的，并将这个结果归因于资本市场上存在的严重地区分割导致的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但是另外的一些研究却发现了与之完全相反的证据。Hao（2006）以1985—1998年的分省数据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明显的，这主要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的。Jeanneney et al.（2006）以1993—2001的分省数据研究同样发现，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最近，Guariglia and Poncet（2007）注意到了相关的研究结论对衡量金融发展指标的选择是非常敏感的，他们以1989—2003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如果以传统的金融发展指标来度量，中国金融发展对资本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但是以市场化导向来配置的金融资源对它们的影响都是积极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