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象牙的起源与用途

在金沙遗址范围内，经考古发掘和清理出土的大量遗物中，发现了大量的象牙。它们层层堆积，深埋于地下，迄今保存完好，仍呈现出细腻滑润的光泽。最为典型的是“梅苑”东北部发现的象牙堆积坑（在机械施工中遭到严重破坏），从断面观察象牙共分8层平行堆放，最大的象牙长达150厘米，经初步鉴定这些象牙属于亚洲象种。在这个象牙堆积坑内放置在一起的还有大量的玉器和铜器。在附近发掘区内还发现有大片的野猪獠牙、鹿角等。野猪獠牙经初步鉴定全系野猪的下犬齿，可能并非随意所为，而是经过专门挑选的^[1]。这些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

考古发掘揭示的金沙遗址象牙堆积坑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象牙情景

据参加清理和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初步统计，目前在金沙遗址范围内出土的象牙有1000多根，可以用“数以吨计”来形容，数量之多，确实令人惊叹。从四川盆地和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出土资料来看，1986年夏秋之际，在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广汉三星堆也曾出土相当数量的象牙，其中一号坑出土象牙13根，二号坑出土象牙67根，一般长80～120厘米左右，经鉴定这些象牙均属于亚洲象种。二号坑同时出土的还有象牙珠120件和一些雕刻有纹饰的象牙器残片^[2]。之前在巫山大溪文化遗址墓葬中也出土有象牙（有的人骨架头部枕着一支大象牙），并发现有象牙手镯与象牙质的种类相当丰富的装饰品等^[3]。在其他地区类似的考古发现也很多，譬如在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就出土有十分精致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以及鸟形象牙圆雕等^[4]。距今5500年左右的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崧泽文化遗存中发现有戴在人骨手臂上的四件象牙镯^[5]。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墓葬出土有雕镂精致的多件象牙雕筒、象牙琮、象牙梳等^[6]。河南安阳殷墟也出土有较多的象牙制品，特别是妇好墓出土的三件象牙杯，雕刻有瑰丽复杂的纹饰，是少见的精美之作^[7]。这些出土文物说明，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商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象牙或象牙制品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分布范围也很广，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到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东南地区都有发现。总的来说，出土实物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像金沙遗址这样一下出土数量如此庞大的象牙，在中国考古史上可谓从未有过的惊人发现，在世界考古史上也堪称罕见的奇观。商周时期栖居于金沙遗址的古蜀族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多的象牙？它们来自何方？古代蜀人是如何获得这些象牙的？当时这些象牙究竟有什么用途？为什么又要将它们集中堆积埋藏于深坑之内？诸如此类的种种疑问，都是有待破译的未解之谜。金沙遗址实在有太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考古发现，如同那些与众不同、在文化内涵和器形风格上都给人以标新立异之感的诸多出土文物一样，这些数量惊人疑云笼罩的象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并由此产生了种种猜测和分析。

探讨一下这些象牙的由来，弄清它们的用途，并进而揭示古蜀族的崇尚习俗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形，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还是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说起吧。先说其用途，关于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出土的象牙，学者们曾做过较多的研究，大都认为应是古蜀王国的祭祀用品。例如大型青铜立人像那握成环形高度夸张的双手，有些学者就认为执掌的很可能便是象牙，是古蜀王国大型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祭献之物。澳大利亚学者巴纳德先生^[8]、美国学者贝格勒先生^[9]、四川学者段渝先生曾提出过这种看法。关于象牙的使用方式，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图案中也透露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其画面中有悬置于左边神山内侧的粗大的弯尖状物，从形状看同出土象牙实物几乎完全一样，可知刻画的应是象牙，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古代蜀人有将象牙用于盛大祭祀活动的习俗。依照古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古人有很多祭祀形式，《周礼》中有“璋邸射以祀山川”的记述，此外祭山林山泽还要采用埋沉的方式。如《通典》卷四十六就有西周“以血祭祭五岳，以埋沉祭山林山泽，一岁凡四祭”之说，注文说“祭山林曰埋，川泽曰沉。各顺其性之含藏”^[10]。可知在西周时期这种祭祀山川的方式已成为一种盛行的礼仪习俗。以此参照三星堆玉璋图案中刻画的古代蜀人祭祀神山的情景，也是大致相符的。但古蜀时代祭祀神山不仅使用玉璋，还悬置象牙，则显示出了礼仪习俗方面的一些差异，具有不同于中原的鲜明的古蜀特色。

由此联系到金沙遗址发现的象牙堆积坑，仔细观察可以注意到它们很有规律地平行放置在一起，层层堆积约有8层，深埋于地下，显然是有意为之。同坑埋藏的还有大量礼仪性玉器和铜器，说明象牙同这些器物很可能都属于祭祀用品。这与三星堆在祭祀活动中使用象牙的性质也是一致的。但挖坑堆积埋藏这种做法，是否属于金沙遗址统治者的一种大型祭祀活动方式？或是由于某种变故或其他原因（比如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之类）而特意为之？目前尚难断定。虽然有许多疑问，尚需做深入探析，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商周时期的古蜀王国有着昌盛的祭祀活动，古蜀族将获取的大量象牙用于祭祀活动应是不争的事实。

古代蜀人喜欢将象牙与玉璋之类一起用于大型祭祀活动，特别是作为祭祀神山的祭献之物，可能是一种特有的习俗。三星堆玉璋图案中刻画的正是这种现象。但古代蜀人为什么要将象牙比同于“礼神之玉”？其中奥妙何在？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象牙的色泽、质感与玉相同，在祭祀礼仪场合，将两者配合使用，作为祭祀山川神祇之用品，亦有可能”^[11]。换个角度来看，这与古代蜀人喜欢大象、对获取的象牙怀有特殊的崇敬亲切之情可能也有较大的关系。象是自然界中体型庞大、猛悍聪明、很有灵性的陆生哺乳动物，它自古以来就与人类有比较亲和的关系，加之象牙具有类似于美玉一般的质感和洁白细腻的色泽，因而便成了古人心目中的灵物。在各种祭祀活动大为盛行的古蜀时代，获得大量象牙的古代蜀人将之同玉璋之类的“礼神之玉”一起作为祭献之物，使用于祭祀山川神灵等仪式之中，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多达1000根以上，出土的玉器数量也非常惊人，充分反映了当时祭祀活动的昌盛，同时也透露了古蜀族对象牙和玉器强烈的崇尚喜爱之情。显而易见，这些出土的象牙和玉器都与金沙遗址统治阶层频繁举行的祭祀活动有关，这应该是没有多大疑义的。

河南安阳殷墟5号墓出土的玉象

另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中原等地区对象牙的使用现象。从河姆渡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到殷商时期的墓葬之中，都出土了数量不等的象牙制品，说明古代先民很早就有将象牙进行雕刻加工成各种实用之物的习俗。特别是殷墟出土的象牙制品，不仅雕刻精致，而且器形丰富多样。正如有的学者所述：“象牙制品在殷代雕刻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些作品，精美绝伦，堪称艺术的瑰宝。在殷墟，象牙制品大多数出土于大墓和中型墓中，多为实用之器，应是墓主人生前使用之物。”“殷墟的象牙器，不仅造型优雅、镂刻精细，且选料精良，用‘无与伦比’四字来赞誉它，也不为过。在当时，可能有专门从事象牙雕刻的‘工匠’。”^[12]商朝的象牙雕刻制品，大都为贵族阶层的实用之器，后来成了死者的随葬品，这是很有道理的看法。但其中有些制品，比如仿青铜礼器的一些器形，以及立雕兽头之类，也可能是殷人在祭祀礼仪中的使用之物。《礼记·玉藻》有“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的记述，也反映了早在殷商就有将象牙同美玉一样制作成礼仪用器的做法。此外，殷墟出土卜辞中有“宾贞以象侑祖乙”（合集8983）的记载，说明“象”也曾是殷人的祭祀用物。但卜辞所述究竟是以象牙作为祭品，还是以象作为祭祀祖乙的牺牲，尚难判明。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中将“象”解释为兽名，称该字为“大象之形，甲骨文以长鼻巨齿为其特征”，无疑是一种正确的解释。这与《说文》中对“象”的解释也是一致的。江玉祥先生根据古文献中使用象牙制作礼仪用器的记述，认为“合集8983那条卜辞中的‘象’很可能是象牙”^[13]，这也是很有见地的一种看法。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将象牙器作为祭品，或将象作为牺牲，这两种情形在殷商王朝显然都存在。根据公布的考古资料，殷墟曾先后发现过两座象坑，一座坑内埋有一头象和一个象奴^[14]，另一座坑内埋有一头幼象和一只猪^[15]。坑内所埋之象，即是殷人将象作为牺牲的一种印证。殷墟妇好墓中出土有两件玉象，形态生动，颇似幼象，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赏玩之物，死后成了陪葬品，也可能是牺牲的象征。这些出土的实物资料，对我们探讨金沙遗址象牙的由来和用途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参照。

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出土实物来看，三星堆二号坑除了出土67根象牙，还发现象牙珠120颗和象牙器残片4件，象牙器残片上雕刻有兽面纹和云雷纹等纹饰，象牙珠为中有穿孔的长鼓形和算珠形。金沙遗址也发现有切成饼形的象牙片，显然也是为了加工雕刻象牙制品用的。这些发现说明古代蜀人同样有使用象牙制作礼仪用器或佩饰用品的习俗。但相比之下，象牙制品的数量很少，更多的则是未经加工的大量象牙，这说明古代蜀人可能更喜欢和习惯于直接将象牙用在祭祀活动之中。此外，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境内迄今尚未发现有像殷墟那样将象作为牺牲埋入坑中的现象。这些都揭示了古代蜀人与中原地区在使用象牙方面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反映了两地在祭祀礼仪和传统习俗方面的一些明显差异。至于古代蜀人在祭祀活动中如何使用象牙，推测其祭祀形式，可能有供奉、献祭、插埋等多种方式，也不排除古蜀族有将象牙作为陪葬品的可能，此外还可能有厌胜的作用。关于古代蜀人祭祀的对象，则是相当广泛的。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信息来看，至少有祭祀天地、祭祀太阳、祭祀祖先、祭祀山川河流、祭祀神灵鬼怪、祭祀部族图腾、祭祀死者亡灵，以及暴巫尪求雨、驱厉逐疫等，可知古代蜀人的祭祀活动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异常丰富的内涵。古代蜀人在举行各种不同的祭祀活动时，可能会使用一些不同的法器与祭献之物。三星堆玉璋图案告诉我们，象牙主要是被用于祭祀神山之类的活动中。值得提到的是，金沙遗址也出土一件刻画有图像纹饰的玉璋残件，画面为上下两图，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人侧跪，肩扛弯曲的象牙^[16]。该图像描绘的可能是古蜀族在祭祀活动中祭献象牙的真实情景，虽然祭祀的具体内容尚不清楚，却生动地展示了对象牙的特殊崇奉。这件玉璋残件上的画面，与三星堆玉璋图案也起了相互印证的作用，无论是从鉴赏还是研究的角度来说，都是极为珍贵的图像资料。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些象牙的由来。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究竟来自何处，确实是个费人猜思的问题。过去不少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的象牙与海贝很可能都来自异域，是通过远程贸易和文化交流而获得的^[17]。我以前在有些著述中也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并非本地所产，同海贝一样属于珍贵的舶来品，可能来自滇缅和南亚印度等地^[18]。最近，金沙遗址出土了数量更为庞大的象牙，因而这些象牙的来源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新的审视和思考。经过初步鉴定，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与三星堆出土的象牙一样，都属于亚洲象种。我们知道，亚洲象仅雄象有门齿（象牙），每头雄象两根门齿（象牙），1000多根象牙应取自500多头雄象。从象牙的长度来看很多是成年大象，那将是数量非常惊人的一个庞大象群。重达数吨的1000多根象牙，若来自遥远的异域，获取和运输似乎都是比较大的问题。那么，商周时期四川盆地是否有过象群的出没？那时林木茂盛水草丰茂的成都平原会不会是大批象群的重要活动栖息之地呢？金沙遗址这些数量惊人的象牙是否就是古代蜀人在当地出没的象群中获取的呢？由于没有发现象坑，也没有出土象的遗骸，目前这只能是一种猜测。但从各种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透露的信息来看，当地存在过象群有很大的可能性。

汉代画像石上的骑象图（河南唐河出土）

在《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的记述，这是一条大家都熟悉的史料。学者们通常认为“服象”是说驾御大象用以作战之意。关于“商人”却有较多的争论，有的认为商人即为殷人，有的则认为商人应为南人，或为南蛮之人，所以才有周公派兵逐之远去的说法^[19]。但殷人服象很可能是确实有过的一种历史状况。从考古资料看，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屡见象字，并有“获象”“来象”之文。甲骨文中的“象”字，以长鼻巨齿为其特征，说明殷人只有经常与象接触，对象非常熟悉，才会有这种形态逼真的象形字。安阳殷墟曾发现象坑，分别埋有大象与幼象，并出土各种象牙制品。妇好墓还出土有惟妙惟肖的玉雕象。这些都应该是殷商时期黄河流域中原一带有过大象的见证。有些学者因而认为：“可见，当时在中原地区已驯养象，并有较多的野象。”^[20]正因为中原地区有象，从而为殷人获取象牙提供了便利。由此来看，殷墟出土丰富多样的象牙制品也就不难理解了。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中曾指出：“据考古发掘知殷商时代河南地区气候尚暖，颇适于兕象之生存，其后气候转寒，兕象遂渐南迁矣。”^[21]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也对此做过论述，认为：“古者中国产象，殷墟所出象骨颇多，昔颇疑其来自南方。然卜辞中有获象之文，田狩所获，决非豢养物矣。《孟子》谓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吕氏春秋》云，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则象中国固有之，春秋以后乃不复见。”^[22]罗振玉先生在《殷墟书契考释》中也认为：“象为南越大兽，此后世事。古代则黄河南北亦有之。爲字从手牵象，则象为寻常服御之物。今殷墟遗物，有镂象牙礼器，又有象齿，甚多，卜用之骨，有绝大者，殆亦象骨，又卜辞卜田猎有‘获象’之语，知古者中原象，至殷世尚盛矣。”^[23]与象有关系的古地名、古文字其实不少，例如《禹贡》中的豫州，学者们认为“豫”即为象、邑二字之合文，反映了殷商时期河南曾是产象之区。此外《论衡·书虚篇》有“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的记述，并认为这是因为“苍梧”乃“多象之地”的缘故，其他古籍中对此亦多有记述。《诗经·鲁颂·泮水》有“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之咏，淮夷将象牙作为进献之物，说明江淮流域也曾是产象之地。由此可知，在古代中国，大象活动繁衍的地域是相当广阔的。正如徐中舒先生所述：“凡地名之以象、鼻等为名者，疑皆象曾经栖息之地。”“旧石器时代，中国北部，曾为犀、象长养之地。此种生长中国北部之犀、象，如环境无激烈之变迁，决不能骤然绝迹。如是，则由旧石器时代绵延至于殷商以前（或虞、夏时），仍生息于黄河流域，实为意中之事。”到周代，象群才逐渐南迁^[24]。这些看法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汉代画像石上的驯象图（河南南阳出土）

在文献记载中有几条特别值得注意的史料。《左传》记载说，定公四年，楚昭王在长江中游与吴王阖闾的人马作战失利，逃避吴国军队追击时，曾将火炬系于象尾，使部下“执燧象以奔吴师”，才得脱险^[25]。这说明楚国驯养有大象，危急时候才能驱象作战，利用象的猛悍冲击吴军，取得奇效。在《国语·楚语》中有“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的记述，也透露了长江中游曾是多象之地。通常解释巴浦是指巴水之浦^[26]。徐中舒先生认为，巴浦当即汉益州地。联系到与之相关的一些记述，如《山海经·中山经》说“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山海经·海内南经》有“巴蛇食象”之说，《楚辞·天问》曰“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路史·后记》罗苹注云“所谓巴蛇，在江岳间”^[27]。徐中舒先生则认为“此皆益州产象之证”^[28]。尽管解释有所不同，但在大范围的地理环境上则是一致的，可知古代的江淮流域和四川盆地都曾是产象之地。《华阳国志·蜀志》也提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其宝则有璧玉……犀、象”，反映的可能正是这种真实情况。周代以后，可能由于气候环境变化，加之大量的开发活动造成生态植被的恶化，以及对兕象等猛兽采取驱逐做法等一些人为因素，象群才离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而逐渐南迁。河南南阳等地出土的画像石，有不少刻画大象或驯象的画面，说明汉代在河南南部和长江流域仍有大象存在，甚至继续被人所驯服驭用。此后在很长时间内，两广和云南等地依然栖息着众多的象群，古人笔记史料中对此不乏记载。明末清初永历皇帝及吴三桂曾用象军，也是当时象群还比较多的例证。后来，除了西双版纳，我国其他地区已不再有象。这便是三千多年以来曾经栖息于华夏地区的大量象群由北而南辗转迁徙的情况。中原民族和古代蜀人由于象群的远去，产生了怀念，因而有了“想象”^[29]，这个词的初意就是表达对象的想念。(www.xing528.com)

汉代画像石上的大象、凤鸟、天鹿（河南南阳出土）

湖南醴陵出土的商代青铜象尊

陕西宝鸡出土的商代青铜象尊

根据文献记载和环境考古材料，商周时期长江流域和四川盆地境内，气候比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湿润温暖，土壤肥沃，林木茂盛，河流纵横，湖泊众多，而且有大量的湿地，更适宜鸟兽和大型动物生存，很可能曾是亚洲象群的重要栖息出没之地。那个时候，大象曾是这些地区的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动物，而且人与象之间有着非常亲和的关系。考古出土资料在这方面便有较多的揭示。如湖南醴陵出土的商代青铜象尊，四肢粗壮，长鼻高卷，纹饰华丽，工艺精美，形态极为逼真，应是当地制作者对大象形态的真实摹写。在陕西宝鸡斗鸡台也出土的商代后期象尊，生动逼真的形态与湖南醴陵所出象尊有异曲同工之妙，尊盖上还雕铸了一头栩栩如生的小象，这件珍贵文物现收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30]。三星堆考古发现在这方面也同样有精彩的展示。譬如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兽首冠青铜人像，那夸张而奇异的冠顶装饰物，就活脱是卷曲象鼻的写照。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纵目人面像，鼻梁上方高竖的卷云纹装饰也使人油然联想到卷曲的象鼻，是一种充满了想象力的象征表现手法^[31]。还有彭县濛阳镇竹瓦街出土的商周窖藏青铜器中，双耳为长鼻形立体象头的铜罍，其象头和长鼻以及突出的象牙，是对真实大象栩栩如生的摹拟^[32]。这些都说明了古代蜀人对大象形态的熟悉，只有经常和大象接触才会达到如此熟悉的程度，应是蜀地产象的见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大量烧骨碎渣中，经初步鉴定，有猪、羊、牛的肢骨和头骨，还有被火烧过的象的门齿、臼齿等^[33]。这些烧骨渣中的象的门齿与臼齿，显然也透露了蜀地产象的信息。

将这些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联系起来看，可知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并非来自遥远的异域，很可能就是古蜀本地所产，也可能是从栖息于长江流域的象群中获取的。还有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野猪獠牙和鹿角，很显然也是古代蜀人在本地或附近地区猎获的。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商周时期的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上游很可能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森林，成都平原上可能还有很多沼泽湿地，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自然也就成了各类鸟禽栖息的乐园，也为古代蜀人的渔猎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商周时期的古蜀国，农业已较为发达，社会生活已经相当繁荣，青铜文化已经发展到了极其灿烂的阶段，这个时期各类手工业也很兴旺，而渔猎活动则仍然是重要的副业。三星堆金杖图案和金沙遗址金冠带图案，都突出表现了长杆羽箭横贯鸟颈射入鱼身的主题，透露出古代蜀人善于使用羽箭射鱼和猎获鸟兽的信息。由于各种祭祀活动的昌盛，古代蜀人猎获的鹿角和野猪獠牙之类很可能也成了某种祭祀仪式中的使用物。在《山海经·海内经》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述：“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文中的“都广”，《艺文类聚》与《太平御览》等引用古本则作“广都”，杨慎《山海经补注》解释为“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袁珂先生认为“衡以地望，庶几近之”^[34]。蒙文通先生也认为“都广即是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在四川西部”，并认为《山海经》中的“《海内经》这部分可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海内经》四篇所说的“天下之中”都是指的是今四川西部地区^[35]。由这段记述可知，古代蜀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状况可以用良好和优越来形容。而且可知古时蜀地的动物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是很多的，结合考古材料来看不仅有众多的鸟类，有虎、野猪、鹿群，有蛇、鱼类、蛙类，而且很可能还有数量庞大的象群出没。古代蜀人在狩猎活动中，将野猪与鹿群作为猎取对象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古蜀族是否也将大象作为狩猎的对象呢？仔细探讨我们会发现，事情似乎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四川彭县濛阳镇竹瓦街出土的铜罍

陕西宝鸡国墓地出土的青铜象尊

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古代蜀人对大象具有某种特殊的崇敬之情，而且有将象牙作为祭献之物的传统。例如三星堆玉璋图案就刻画了将象牙作为祭祀神山之灵物的画面，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璋残件上的图像则刻画了古代蜀人肩扛象牙跪地祭献的情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和彭县濛阳镇竹瓦街出土的器物说明，古代蜀人还特意将大象的形态铸在青铜器上，或巧妙地作为人物造型的冠顶或额际装饰，赋予了特殊的象征寓意。这些都充分表现了古代蜀人对象的尊崇。我们还可以看到和古蜀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的宝鸡西周国墓地，在茹家庄一号墓内不仅出土有形态造型酷似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铜人，还出土有青铜象尊，将生动逼真的大象造型铸成青铜礼器便很可能是受到了古代蜀人崇奉大象的影响^[36]。有学者认为，国墓地出土器物中显示出强烈的古蜀文化因素，应是商周时期蜀人势力直接抵达渭滨的一种反映。古代蜀人带去的不仅有祭祀传统，而且有崇尚观念，其中当然也包括对象的敬崇。怀有这种特殊情感和尊崇观念的古代蜀人恐怕是不会将象群作为猎杀目标的。而且，大象是很有灵性的聪明猛悍的大型动物，在缺少先进武器的商周时期，要猎杀数百头栖息于山林之中的野性未驯的强壮的成年雄象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目前在成都平原和四川境内的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猎杀大象必然会留下的遗骸。那么，金沙遗址出土的多达千余根的象牙，当时的古蜀族又是怎么获得的呢？这确实是一个费人猜思的谜。

有学者认为，古代先民由于“对象的崇拜，还产生了利用象的神通来驱邪杀怪的巫术”。长江中游荆楚地区的一些部族便有信奉和使用象牙厌胜术的习俗^[37]。这些来自荆楚的部族很可能有长期猎获象牙的办法和习惯。《周礼·秋官·壶涿氏》中说“若欲杀其神，则以牡橭午贯象齿而沉之，则其神死，渊为陵”，便是对这种巫术的一种记述。文中说的“神”是指水神或水中精怪，也可能泛指邪祟或水患。“橭”读为枯，是榆木之名，可能是古人心目中一种神木的象征。午贯是十字穿孔之意，将象牙贯穿之后沉入水中^[38]。在其他古文献中有“水生罔象”之说^[39]。可知采用厌胜巫术等办法殴杀水中精怪或驱逐邪祟可能是古代一种真实情形的反映。这种习俗在有些滨水而居的古老部族中可能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古蜀时代的情形看，长江上游西南地区自远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古蜀国就是由许多氏族与部族联盟构成的王国。这些氏族与部族联盟以栖息于成都平原的古代蜀人为主，也包括西南地区很多大大小小的部落，还有从周边其他地域迁入的一些氏族或部族。他们都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有着许多共同的信仰观念和精神崇尚，但在传统习俗等方面又有一些各自的不同特色。包容性很强的古蜀文化因此而充满活力，展现出绚丽多彩的情景。也正是这些部族与氏族之间强弱关系的变化，直接引起或导致了古蜀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例如古蜀历史上教民务农的望帝杜宇相传来自江源，娶朱提（今云南昭通）梁氏女利为妻，强大起来后取代鱼凫族而称王于蜀。开明族的鳖灵则来自荆楚，《蜀王本纪》记述其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入蜀后被杜宇任以为相，因成功地治理了蜀地的洪灾水患，从而掌握了蜀国大权，迫使杜宇将王位禅让于他，建立了开明王朝。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例子。特别是鳖灵这支来自荆楚的开明氏族迁入蜀地后，起初可能只是古蜀王国的一个普通部族，由于治水的机遇被望帝委以重任，经过多年经营逐渐强大并得到众多部族的拥戴，于是鳖灵取代杜宇而成为蜀国的统治者。在这个长达数年或数十年的过程中，开明氏族与古蜀王国的其他部族有了很好的融合，在文化特色方面日渐趋于一致，但也可能仍保留了本氏族原先的一些传统习俗。我们在前面提到荆楚地区有信奉和使用象牙厌胜术的习俗，来自荆楚迁入蜀地的开明氏族很可能也有猎获象牙的办法和习惯，并很可能有将获取的象牙用于祭祀活动或厌胜巫术的做法。那么，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会不会与开明氏族有关呢？进一步推测，金沙遗址是否为开明氏族在取代杜宇王朝之前的早期栖息地呢？目前要对此下断语还需更多的证据和更深入的探讨，但据我们的推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他部族或氏族也有猎取象牙的可能性。在以古代蜀人为主体的族群中，很可能既有敬畏大象、尊崇大象的部族，也有将象作为猎获目标或善于猎取象牙的氏族。金沙遗址的大量象牙便可能是古蜀族群中善于猎取象牙的氏族的遗存。

换个角度分析，金沙遗址大量象牙的来源，除了被人猎取这种人为因素的可能性，还有其他可能，比如由于某些突发性的自然原因导致了四川盆地境内象群的大量死亡，使古蜀族因此而获取了数量庞大的象牙。这种自然原因有可能是严重的洪灾或其他不可抗衡的自然灾害。从古代文献记载看，杜宇时代曾发生过非常严峻的大洪灾，如《蜀王本纪》所说“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40]，可知当时洪水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蜀国境内许多地方都被洪水淹没，成为一片泽国，直至鳖灵决玉山泄洪，治水成功后，蜀国百姓才恢复了正常的陆居生活。《华阳国志·蜀志》对此亦有记述。自然灾害不仅对古蜀先民造成了危害，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古代四川盆地境内动物的栖息生存。当灾难突然降临时，纵使聪明猛悍的象群也难逃厄运。最近在成都城南基建工地施工时，出土了一根长达2.1米的巨大象牙，据考古人员推测，可能是商周时期的一场突发洪水将这根象牙从金沙遗址冲到了这里^[41]。这也是当时洪灾危害的一个例证，也可能是大象在洪灾中留下的一个重要遗存。总之，这根硕大的出土象牙带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思考。由于当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秦汉以后古文献中的追述又极为简略，语焉不详，所以对发生在遥远的古蜀时代的那些事情我们都知之甚少，只能通过分析推测去寻找真实的谜底。

总而言之，尽管有许多尚未解开的疑问，但我们通过古代文献透露的信息以及考古发现提供的启示，还是可以比较清楚地知道，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很可能是古蜀国本地所产，或取之于附近地区。商周时期的长江流域和四川盆地境内很可能确实有大量的象群活动栖息。由于久远的传统习俗或某些原因，古蜀族获取了大量的象牙，而象群从此也就南迁远去了。南迁的象群给先民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和想象，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联想和众多的奥秘。

三星堆青铜纵目人面像鼻梁上方高竖的卷云纹装饰，使人油然想到卷曲的象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