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民主理论在中国民主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的民主思想无疑对中国的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历史角度而言，马克思所提出的具有革命内涵的民主概念，经过列宁的创新和发展，演变为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二元对立。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殊性构成了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内涵所在。

首先，马克思确立了民主所具有的革命内涵。这一革命内涵和民主的真正实现基于消灭私有制和解放全人类，正如荣剑、杨逢春所指出的：

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把民主同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联系在一起，卓越地继承了前人的一切优秀成果，深刻地批判了封建专制政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固有弊端，系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新型民主的实质及其特点，从而完成了对传统民主观的伟大变革，把民主真正地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为无产阶级建设最彻底的民主政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

不过，这里存在一个普遍的模糊之处，即在马克思的时代，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对立尚未完全形成。一方面，马克思肯定民主的革命内涵以及民主之于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必要性，这主要针对民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并未充分实现，同时，它也是实现政治平等的要求，这有利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平等并不等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消除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分裂才是根本所在，即私有制的问题。可见，马克思的民主概念区别于其他民主观的地方在于平等形式与平等内容的统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观确实同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联系在一起，即民主的革命内涵，但尚未实现与资产阶级民主的直接对立，这一任务是由马克思的后继者完成的。

其次，基于马克思有关民主革命内涵的规定，列宁创新并发展马克思的民主学说，衍生出阶级民主的观点，即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当然，阶级民主的形成伴随着逻辑结构的改变以及历史语境的转换。一方面，列宁通过阶级重构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体系，民主也是在阶级框架之中被赋予内涵的。另一方面，历史语境的变化使得马克思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显得必要，如何延续这一革命历史逻辑，阶级分析框架显得必要。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与此相对，“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2]可见，列宁通过阶级分析方法延续马克思的革命历史逻辑。基于不同的逻辑结构，适应差异的历史语境，马克思民主的革命内涵转变为阶级民主的对立，即分属不同性质的民主形态。正是在此基础上，民主与专政有机统一。因为民主可以区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那么民主自身就暗含着对对立面的否定，即专政。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简单地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规模地扩大，使民主第一次成为供穷人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3]民主与专政的有机结合看似矛盾，但基于阶级民主的分析方法，二者并不矛盾，民主本身即专政的另一种表达。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基本上继承了列宁的阶级民主以及民主与专政的有机结合。例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可见，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民主理论直接来源于列宁以及俄国的革命经验。因此，阶级民主以及民主与专政的统一构成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民主内涵。(www.xing528.com)

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另一方面，“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5]。从毛泽东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民主性质问题上，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是根本对立的，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民主形式问题上，则主要以“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尽管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施仁政”。但是这受到民主阶级属性的约束，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正因为如此，民主即包含着专政，专政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二者共同建立在阶级民主基础之上。在这一逻辑脉络中，“人民当家做主”^[6]作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民主表述就显得易于理解。因为“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人民范畴和人民当家做主实现程度的具体分析，揭示历史上各种民主的具体本质和特点，将性质不同的民主类型区别开来”^[7]，换言之，“人民当家做主”即阶级民主的中国化，是适应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民主范畴。

既然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民主内涵直接来源于列宁的阶级民主，阶级民主是适应逻辑结构变化和历史语境转换的结果，是列宁对于马克思民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那么马克思的民主理论之于中国民主建设的意义又是什么？

首先，需要明晰的是马克思民主理论与列宁阶级民主之间存在的联系与差异。一方面，马克思的革命历史逻辑通过列宁的阶级分析框架得以延续并发展。另一方面，阶级民主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尚未完成，马克思通过革命来阐释民主，民主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路径选择以及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那么这意味着马克思民主理论中的革命内涵处于被掩盖或被忽略的状态。因此，恢复马克思民主理论的革命内涵显得较为必要，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对于民主的吸纳，民主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和流行“标签”，单纯的阶级民主难以对抗资本主义民主的“扩张”和话语权。并且阶级民主并没有充分反映马克思时代民主所处的实际状况以及所具有的相应内涵。

其次，恢复马克思民主理论的革命内涵，并不是放弃或者否定民主的阶级属性。相反，通过革命来阐释民主，以及分析民主的阶级属性，可以更好地巩固社会主义民主的地位。并且这也较为符合民主的发展状况。最后，通过分析马克思有关民主内涵及民主形式的叙述，并基于马克思民主理论的反思，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民主建设，理顺其中的逻辑，发现其中的问题，推动中国的民主建设。

基于此，马克思民主理论对中国民主建设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民主具有一般性，即民主的普遍性、革命性。这来源于马克思民主理论的革命内涵，它意味着平等形式（即政治平等）和平等内容（即消除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分裂）的统一。第二，民主的阶级性。民主的阶级属性并不产生于马克思的时代，而是随着资本主义对民主的吸纳而完成的。换言之，民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剥离了革命内涵，变成一种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建设形式，并成为普遍的“标签”。当今，强调民主的阶级属性仍然必要，只不过，这一阶级民主的对象主要指向资本主义对民主的吸纳。第三，民主与专政的统一。这里的专政不是内含于阶级民主；相反，专政是革命具体阶段的描述，即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地位的确立。它是任何政治统治都具有的一般强制属性，区别于暴力。在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推进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暴力抑或民主，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形式而言，民主形式是“天然的”选择。同样，民主与权威也是统一的，民主并不否定权威，权威建立在平等形式与平等内容统一的基础上。第四，民主形式的重要性。在马克思的时代，因为缺乏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实践，民主形式问题并没有充分展开。而在列宁时代及之后，民主形式与民主性质问题经常出现混淆，二者之间边界模糊，这导致民主形式发展不充分。相反，资本主义民主“标签”的形成正是得益于民主形式的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对于民主的吸纳正是通过发展民主形式来完成的。因此，恢复马克思民主的革命内涵，不仅可以丰富和拓展中国的民主建设，同时也是对抗主流资本主义民主的重要武器，这也正是马克思民主理论之于中国民主建设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