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现实生物，同则不继

齐国的人才有矜功名、好议论、宽缓阔达、直言敢谏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特点的形成与齐国宽松的政治环境、领导者的宽宏大度、虚怀若谷、善于接受不同意见有很大的关系。在别的国家里，由于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存在，作为下属的人才多随声附和，唯唯诺诺，卑躬屈膝，奴性十足的。而齐国的人才则全然不同，从整体上就呈现出气势逼人、豪气冲天的精神风貌，彰显出独立的品行和人格。

据史料记载，“和而不同”理念的明确提出，是在西周晚期，史伯曾最早提及这一问题。《国语·郑语》中，史伯回答郑桓公“周其弊乎”的发问时认为，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从哲学上讲，“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所以五声和，然后可听；五色和，然后成文；五味和，然后可食。推广到政治上，必须“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综合不同意见，防止偏于一端，专横独断，否则，“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在此哲学基础上，齐相管仲对“和而不同”的思想做了发展。《管子·宙合》的第一条，就论述了古往今来的任何事物，在和谐的情况下才能发展，如强求同一，千人一面，统一于一个模式，就要出乱子：“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劳，故立于右。”君主制定政策，只要抓住大方向就行了，不能把亿万百姓的口味、爱好都给统一化了，那样会弄得人民生活单调、乏味。“夫五音不同声而能调，此言君之所出令无妄也，而无所不顺，顺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无妄也，而无所不得，得而力务财多。”管理百姓不能搞整齐划一、单音调、单口味，而应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这样，国家才能繁荣。

后来，齐国另一贤相晏婴对“和而不同”思想进行了升华，将之运用到君臣之间的关系中，把它作为一种用人思想加以集中地论述。史籍对此有不同版本的记载^[1]：“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

晏婴在此系统论述了“和而不同”的用人思想。晏婴提出“和而不同”问题的目的，在于向齐景公阐述清楚“和”“同”概念的区别。齐景公对“和”“同”的概念混淆不清，将“子犹”即梁丘据对自己无原则地苟同误认为“和”。这涉及用人原则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国家的人才政策。因此，晏婴借此机会向齐景公详细讲述“和而不同”的用人思想。

晏婴阐述了“和”与“同”的区别。何谓“和”？晏婴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当君主的意见或做法正确时，其中有错误的部分，臣下应该指出其中的错误部分，以使君主的意见或做法更加完善；而当君主的意见或做法错误时，其中有正确的部分，臣下应指出其中的正确部分，并借此改正君主的错误意见或做法。何谓“同”？晏婴没有给出确切的含义，他举出一个典型，即以当时的佞臣梁丘据为“同”的例证。梁丘据对齐景公的要求有求必应，“吾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则据以其所有共（供）我……每有风雨，暮夜求必存”（《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因此，晏婴说他“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可见“同”就是臣下对君主所有要求不提任何意见地满足。在晏婴看来，君主要想达到“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即政治清平而自身不违背礼制、百姓因此没有争斗之心的目的，在用人方面有必要采取“和而不同”的政策。后文中还提到，君主在饮食、音乐等方面也要做到“和而不同”“平其心，成其政”，以达到“心平”“德和”“政平”的目的。因此，“和而不同”的用人思想是以国泰民安为根本目的。

实际上，不独晏子“和而不同”，齐国的有为政治家们大都做到了虚怀若谷，心胸宽广，善于接受不同意见。为了保证各类人才能及时指出君主的错误，齐国的君主们还专门设置了机构、场所和制度。齐桓公设“啧室之议”，鼓励各类人才畅所欲言；齐威王接受邹忌建议，干脆悬赏纳谏，花钱买批评；齐宣王建稷下学宫，孟子、颜处、王斗等稷下先生敢当面指责国君，能让一国之君顾左右而言他。甚至偶尔冒出一些很刺激的语言，如“士贵，君不贵”之类，国君也能最后欣然接受。正是国君们有政治家风范，兼容并蓄，战国时代的齐国才出现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的局面。

由上述可知，“和而不同”用人思想的精髓，实际上就是要求君主重用贤臣，远离佞臣。重用那些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向其提出不同的见解以完善君主的做法或改正君主的错误的贤臣，而远离那些没有原则、一味顺从君主以取悦君主的佞臣。

“和而不同”的用人思想，虽由春秋后期的晏婴系统地提出和论述，这种用人思想早在晏婴之前，甚至在齐国建初，便被齐国君臣自发地运用到实践过程中。姜太公应是齐国遵循“和而不同”用人思想的第一人。他在用人方面提出“尊贤尚功”的用人思想，意在团结一切使齐国富强的杰出人才。另一方面，一旦有人身居高位，却以礼乱国，如齐司寇营荡^[2]，姜太公也决然清除之。姜太公在用人方面，一切以国家强盛为主而不带私人感情偏向，自觉遵循了“和而不同”的用人思想，使齐国很快从偏居一隅的小国逐渐强大起来。

“和而不同”的人才思想要求极高，齐国统治者并没有原原本本地、完全遵循“和而不同”的用人原则，而是出现了两种较为常见的情况：一种是个别贤臣如管仲、晏婴能够贯彻“和而不同”的用人思想；另一种则是多数君、臣采取“和”“同”并用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和而不同”的用人思想。^[3]

管仲和晏婴在用人方面能做到“和而不同”，他们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中心，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使得国家逐渐强大。管仲一任齐相，就向齐桓公推荐中央最重要的官吏——“五官”，以才能为选用标准：“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辨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为大谏之官。”（《管子·小匡》）管仲认识到自己能力的不足，不以这些人某些才能超过自己而嫉妒，合理安排“五官”的位置，与自己的才能互补，使齐国发展强大。《国语·齐语》载：“唯能用管夷吾、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霸功立。”(www.xing528.com)

齐国贤相晏婴在人才思想方面，同样能够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史载：“晏子相景公，其论人也，见贤而进之，不同君所欲；见不善则废之，不辟君所爱；行己而无私，直言而无讳。”（《晏子春秋·外篇第七》）晏婴的御者原先因为齐相驾车而趾高气扬，后接受其妻的劝谏而“自抑损”，晏婴因其能接受别人的建议且知错能改，因此“荐以为大夫”。与此相反，“高纠事晏子而见逐”，当问及原因时，晏婴说：“若夫方立之人，维圣人而已。如婴者，仄陋之人也。若夫左婴右婴之人不举，四维将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尝弼吾过也，吾是以辞之。”（《晏子春秋·外篇第七》）高纠事晏婴并非因为能力有限，而是因为他照顾晏婴三年却一次也没有指晏婴的过错。这些发生在晏婴的事例，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同一道理：晏婴在用人时，注重这人能否听从别人的意见改正自己的过错，或者适宜提出建议让别人改正过错。这正是“和而不同”用人思想的精华所在。

再看第二种情况，即大多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和而不同”的用人思想。国君方面，齐桓公、齐景公、齐威王等可以为代表。他们在用人方面，即遵循“和”的原则，也施行“同”的方针。齐桓公在生前大部分时间里，能够听信贤相管仲的建议，重用鲍叔牙、隰朋、宾胥无、宁戚、王子城父、东郭牙等能臣。在管仲、隰朋等贤相死后，他重用堂巫、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等佞臣，最终落得个身死国衰的下场。《管子·小称》说：“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绝。死十一日，虫出于户，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杨门之扇。”

齐景公也是如此。齐景公即位后不久，重用晏婴为相，良将司马穰苴为司马，几乎复霸诸侯。《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说：“晏子立，诸侯忌其威，高、国服其政，燕、鲁贡职，小国时朝。”齐景公在重用贤臣晏婴、司马穰苴的同时，又重用梁丘据等佞臣。史臣评价说：“圣贤之君，皆有益友，无偷乐之臣，景公弗能及，故两用之，仅得不亡。”晏婴死后，齐景公不听晏婴生前谏言，重用陈僖子等奸佞之臣，废嫡子阳生而立爱子孺子荼，最终在其死后酿成了陈氏专权的惨剧。

齐威王即位后，通过奖赏政绩突出的即墨大夫，烹杀佞臣阿大夫整顿吏治；重用稷下先生邹忌为相，并且以人才为国宝：“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然而齐威王晚年，因疏懒朝政，重用田氏贵族郭靖君田婴，逐渐疏远贤臣，最终导致田氏政权逐渐落于田婴、田文之手，为姜氏政权的衰落埋下了祸根。

齐国国君在用人方面大都是“和”“同”原则并用，这包括称霸诸侯的齐桓公、试图复霸诸侯的齐景公、称王天下的齐威王等。其他统治者相对他们来说，更难达到这一原则的要求，更不用说一些平庸之辈了。统治者在任用人才时，“和”是主流，国家就强盛；“同”占主要成分，国家必然衰弱。纵观齐国的历史，可以总结出这一规律。

“和而不同”的用人思想，仅仅是人才思想运用的理想境界，具体实施起来受很多条件的限制。要想施行“和而不同”的用人思想，统治者需要意识到，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身安国强。“和而不同”的用人思想，要求统治者在用人方面求“和”而不求“同”。齐国历史上贯彻遵守这一用人思想的，仅姜太公、管仲、晏婴等少数统治者，其余大多数统治者都采取“和”“同”并用的政策。这是因为统治者既求“和”，即要求贤臣犯颜直谏，以指出其存在的问题，改正其误国误民的弊病，又求“同”，即需要佞臣全心全意照顾起居，让其能够活得舒心自在。比如齐景公在其统治时期，既有贤相晏婴统领朝政、直谏其缺陷，又有良将司马穰苴为其保家卫国，更有佞臣梁丘据供其娱乐。据《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记载，齐景公深夜酒兴大发，于是欲至贤臣晏婴、司马穰苴的家中共同饮酒，但都遭到拒绝，之后齐景公又移至梁丘据家。梁丘据在接到使臣通报后，“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齐景公于是感慨：“乐哉！今夕吾饮也。微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何以乐吾身？”（《晏子春秋·内篇杂上》）齐景公的言论可谓代表了大多数国君的心声。

如何把握“和”“同”的尺度，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自古以来，重用奸佞之臣往往是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管仲将堂巫、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等佞臣比作龇牙咧嘴、时刻准备咬人的恶狗，晏婴则将佞臣比作投鼠忌器的社鼠。即使非常贤明的国君，一旦重用奸佞之臣，或导致身亡国衰，如齐桓公重用堂巫、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等佞臣；或在其死后导致国家的衰亡，如齐景公重用陈僖子、齐威王重用田婴、齐宣王重用田文等。要避免身死、国衰的厄运，在用人方面就要遵循“和而不同”的用人原则，亲贤臣，远小人，更不能重用奸佞之臣，这才是身安国强的正道。要做到“和而不同”，君和臣要具有为国家公利牺牲个人私利的高尚品质。“和而不同”要求君和臣有治国之才，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因为无治国才能，君和臣根本无法理解“和而不同”用人思想的精髓，更不用说付诸实施。另外，君和臣都需要具有为国家牺牲私利、私怨的高尚品德。

施行“和而不同”的用人思想，君主要有一心为国家强盛着想的意识。管仲原先辅佐齐桓公的政敌公子纠，在争夺齐国君位的过程中，管仲曾射齐桓公一箭，但因误中带钩才使齐桓公幸免于难。从个人私益来说，齐桓公与管仲有一箭之仇。为了齐国强盛，为了早日实现称霸中原的大愿，齐桓公听从鲍叔牙的劝谏，拜政敌管仲为相，并对他言听计从^[4]。能够做到这点，说明齐桓公的确做到了公而忘私。

对于臣下而言，遵循“和而不同”的用人思想，就有义务指出君主的过错，完善君主正确的决定，纠正其错误的政令。大臣能够自始至终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要确立一切为公的意识。这方面晏婴做得很好。晏婴任相后，向齐景公推荐田穰苴为齐司马，劝齐景公远离梁丘据等佞臣，并且不间断地劝谏齐景公，指出政令中的缺点以及纠正其错误的言论及行动，其目的同样是为了齐国的强盛，没有丝毫讨好齐景公，或为其子孙后代寻求庇护的意图，这在《晏子春秋》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另外，要做到“和而不同”，臣下还需要有不贪恋高官厚禄的美德。晏婴是这方面的表率。有关他的德行及事迹，刘向在《叙录》中记载得较为详细：晏婴“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不用则退耕于野，用则必不诎义。不可胁以邪，白刃虽交胸，终不受崔杼之劫。谏齐君悬而至，顺而刻。及使诸侯，莫能诎其辞。其博通如此，盖次管仲。内能亲亲，外能厚贤，居相国之位，受万钟之禄，故亲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余家，处士待而举火者亦甚众”。当晏婴的建议不被齐庄公、齐景公接受时，他毫不犹豫地辞去大夫乃至相之职位，退耕于野。当齐景公有悔意重聘晏婴为相时，他仍旧不遗余力地劝谏齐景公的种种失德行为，为齐国的强盛而鞠躬尽瘁。